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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新文化媒介人恐怕是当今时代的成功人士。
陶东风在肯定这一群体的同时，也做了批判性思考。
他希望人文教育与文化产业良性互动，即新文化媒介人自身要有人文素养，同时不要丧失基本的社会担当。
陶东风此文实际上告诉我们，新文化媒介人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实践者和推动力量。
这其实从一个方面论证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事实存在。
然而，由于文艺学学科存在严重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并固守一套自律论的文艺学观念，这使得它在研究对象选择方面故步自封，对新的社会文化现象（如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的事实存在一概拒斥甚至否认，最终导致文艺学出现了突出的问题：“不能积极有效地介入当下的社会文化与审美艺术活动，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的文学艺术活动，尤其是大众的日常文化艺术生产与消费活动所发生的深刻变化。”
[28]对此，陶东风认为，文艺学学科的研究对象要予以调整，同时要更新研究方法和学术范式。
在他看来，文化研究的方法及范式是最佳选择。
“导致文艺审美活动巨大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而不是艺术本身，所以文艺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重建文艺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有机的、积极的联系。
在这里，自律论文艺学那种局限于文艺内部的所谓‘内在研究’方法已经很难担当这个使命。
我们应当大量吸收当代西方的社会文化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创造性地建立中国的文化研究文化批评范式，这样才能有效地解释当代文艺与文化活动的变化并对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做出分析。
这是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历史性出场的现实要求。”
[29]看得出来，陶东风引入日常生活审美化，其实是在反思文艺学学科，其直接目的是革新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乃至研究范式。
由于陶东风的研究涉及学科研究对象方法与范式的重大问题，与学术场域的调整不无关系，因此相关的学术争鸣也就可以预见。
[30]
赵勇针对陶东风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进行了个案式批评。
在《谁的“日常生活审美化”
？怎样做“文化研究”
？——与陶东风教授商榷》一文中，赵勇认为，陶东风在研究中使用西方后现代社会理论资源时未对其做适用性分析，并且缺乏价值判断。
依赵勇先生之见，“从价值判断的层面上看，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个命题的深层含义其实就是对现实的粉饰和装饰。
它隔断了人与真正的现实的联系，并让人沉浸在一种虚假而肤浅的审美幻觉当中，误以为他所接触的现实就是真正的现实”
[31]。
赵勇认为，面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虚假，人文知识分子应该为它“祛魅”
，并对它进行阿多诺式的批判，可陶东风先生却采取后现代的“后撤的立场与姿态”
。
基于此，赵勇对包括陶东风在内的一些学者所从事的文化研究进行了批判，认为存在“批判精神的下滑”
“问题意识的缺席”
和“价值立场的暧昧”
等问题。
赵勇还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乃后现代文化景观，这与中国现实语境不符；用后现代理论分析极具现代性诉求的现实，难免会发生错位。
用他的话来说：“这种研究本身既远离了中国的现实，又很容易遮蔽、忽略或遗忘掉真正的、更需要关注的现实问题，也很容易使文化研究演化为一种话语游戏而脱离开它所倡导的社会实践，还很容易使文化研究获得了一种‘全球性’却丧失了它所应该具有的‘中国性’。”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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