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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赵勇对陶东风的批评有一定道理，但其实二人并没有根本的冲突，至多存在对知识分子的性质和功能的理解差异，并表现出各异的大众文化研究入思方式。
陶东风并不是失去了批判性，一如他针对赵勇先生的批评所言：“我的立场绝对不是站在那些中产阶级、白领或新贵阶层一边，而是站在真正的‘大众’与弱势群体一边的。”
[33]同时，对于消费文化，他也看出了其“中国特色”
。
因此，陶东风对消费文化的立场显得复杂：一方面，他肯定了消费文化在消解主流文化中表现出来的批判价值；另一方面，他又对它可能消解民众参与公共领域的政治热情这一点深表忧虑。
[34]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陶东风不主张那种“批判理论”
的批判，是因为他要语境化地选择立场，并具体地表达批判。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倡导一种具体的、结合中国的实际的社会历史批判，而不是抽象的道德批判或审美批判，这与我以前的研究范式是一致的。
我认为中国的消费文化并不必然是进步的也不必然是保守的。
它的政治含义取决于它所处的具体历史语境。”
[35]
不管怎么说，回到文艺学学科反思的角度看，赵勇并没有否认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的必要性。
在他看来，倡导研究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乃是将文学理论学科带入文化研究，对此，他表示支持和认同。
他也从研究对象的方面展开了文学理论学科的反思：“从文学理论的体系结构方面去考察，现行的文学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对文学经典的阐释的基础之上的，但由于与现实的脱节，文学理论面对当今的文学与泛文学（尤其是面对大众文化）已丧失了应有的阐释能力，一旦发言，即意味着错位和扑空。
所以，文学理论只有把那种面向经典的阐释模式转换为直面现实的阐释模式，进而介入大众文化的研究中，才能拓展其生长空间。”
[36]这与陶东风的意见应该是一致的。
换言之，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争论，看来不是要不要研究的问题，而是怎样研究的问题。
面对变化了的社会文化文学现实，文学理论学人其实都在琢磨本学科的发展走向问题。
需要提及的是，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的研究，也有从美学角度切入的，其中以王德胜为代表。
2003年，王德胜发表了《视像与快感——我们时代日常生活的美学现实》一文。
该文首先对日常生活审美化进行了一番描述：“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康德所反对的，却恰恰在以一种压倒性优势瓦解着康德所主张的：‘过度’享受的生活正在不断软化着理性主义者曾经坚强的思想神经，‘为了口味的感官而极力营造过剩和多样性’正在日益成为一种我们时代日常生活的美学现实。
这样一种美学现实，极为突出地表现在人们对于日常生活的视觉性表达和享乐满足上。”
[37]换言之，审美已经日常生活化了，并且主要以视像的生产与消费为主，而且其品质已不再是让心灵沉醉的美感而是让身体享乐的快感。
王德胜将日常生活审美化升华为一种学理，并确认为一种“新的美学原则”
：“视像与快感之间形成了一致性的关系，并确立起一种新的美学原则：视像的消费与生产在使精神的美学平面化的同时，也肯定了一种新的美学话语，即非超越的、消费性的日常生活活动的美学合法性。”
[38]王德胜举了上海、北京和广州等大城市的酒吧、咖啡馆、白领社区、近郊别墅小楼、各种大型展会、高档商场等一些生活中可遇到的例子来佐证这一“新的美学原则”
的确是在实际运作着。
王德胜在他颇有才气的描述中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价值批判倾向，因此引发了学界质疑。
鲁枢元的《评所谓“新的美学原则”
的崛起——“审美日常生活化”
的价值取向析疑》随即针对王德胜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
[39]虽然鲁枢元注意到研究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学者们是希望通过介入研究确立对此一现象的学术话语权，而不是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现实辩护，但是他依然不认同已有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原因大致有五。
其一，他认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不能完全等同于审美的日常生活化，两者的区别是明显的：“‘审美的日常生活化’，是技术对审美的操纵，功利对情欲的利用，是感官享乐对精神愉悦的替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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