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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文艺学学科之内进行知识生产的陶东风不太顾及学科规训，认为文学理论知识生产者不是非得要研究文学，只要能够研究好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便足矣。
他写道：“现实本身就是跨学科的，而人文学科的首要目的则是理解和解释正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
如果我们人文科学研究者、我们知识分子不是首先想着回答现实生活中重要的、令自己难以抑制地激动的问题，而是首先考虑自己的学科边界，甚至自己的饭碗，难道不是有点不正常吗？”
[56]这显然是惊世骇俗地挑战学科之举。
但问题是，陶东风为什么不直接走出文艺学而免去对文艺学学科的反思？原因之一恐怕是陶东风试图创新文艺学学科范式，从而将它带入新境。
在他看来，文艺学研究方法对于实现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目的有重要帮助，而通过学科反思，我们的文艺学知识生产会实现他所期待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目的。
陶东风以霍加特、威廉斯为例，说明文学研究对于理解生活方式的复杂性和真实性有重要帮助。
陶东风期待通过文艺学学科反思，实现文艺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更新，继而产生如《识字的用途》这样的著作，其意并不是要取消文学研究。
与童庆炳一样，陶东风的目的也是生产出有效的文学理论知识，把文艺学学科建设好。
第二，对文学知识和文学理论学科范式的理解也有差异。
陶东风认为，文学、文学理论学科（包括其研究对象、方法）并不是等待人去发现的实体存在，相反地，它是复杂的社会文化力量的建构物。
他写道：“文艺学的学科边界也好，其研究对象与方法也好，乃至于‘文学’‘艺术’的概念本身，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移动的、变化的，它不是一种‘客观’存在于那里等待人去发现的永恒实体，而是各种复杂的社会文化力量的建构物，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建构的。”
[57]正是由于这种建构性的存在，文学观念才有其自身的历史，这是可以考证的。
同时，正是由于学科建构性的永恒存在，所以某一学科即使完成了现代学科建制，但也不能保证其研究对象、方法永恒不变。
鉴于此，我们并没有充分的理由认为那种坚守审美的文学理论和局限于文本之内的文学理论研究就天然正当合法和绝对正宗，更不可非此即彼地把其他文学理论研究视为异端。
相反，当某一种文艺学范式无法有效阐释现实文学文化问题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对它做出一定的调整。
为此之故，陶东风认为文艺学应该抛弃学科成规，调整、拓展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积极关注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因为“只有开放文学理论才能发展文学理论”
[58]。
对于文艺学边界问题的讨论，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独到的意见。
比如，朱立元和张诚在梳理文学边界移动的历史后，发现文学的边界的确发生过移动，但宏观而言，则只移动了两次：第一次是由广到窄的移动，这一次的移动确立了文学的审美特性，划分了文学的边界；第二次是由窄到广的移动，这一次移动是在守护文学特性的前提下进行的，并没有导致文学边界的模糊和消失。
朱立元和张诚于是下结论说，自从文学定性后，虽然依旧有变动调整，但其边界是稳定的，而且在可遇见的未来这一边界都是有效的、难以突破的。
为此，文艺学要坚守文学艺术的自律立场，以文学为中心而不能无限扩容。
“文艺学既以文学为研究对象，那么，文学的边界也就是文艺学的边界。”
[59]朱立元和张诚其实是说，文艺学要越界扩容，但要在守护文学的审美特性的前提下越界扩容。
他们的主张是：“不反对文学的扩容，但不赞成把杂七杂八非文学的文化现象胡乱地扩容进来，而主张把真正属于大众需要和欣赏的通俗文学‘扩’进文学的版图，进而扩大文艺学研究的范围。”
[60]朱立元和张诚的观点，一方面是对童庆炳先生坚守文学边界的细化；另一方面又实现了陶东风、金元浦等先生的文学越界扩容，只不过其越界扩容是有度的。
我们无法确认文学的审美特性是否会又何时会在未来的日子里被彻底抛弃，而当前人们尚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一定的认同度，因此现在的文艺学要研究文学，特别是要研究尚未完全受到重视的通俗文学。
这倒是很中和的观点。
这恐怕也是文艺学学科反思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对文艺学学科发展很有建设性和操作性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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