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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文学泛化时代的文学理论如何可能再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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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理论研究对象问题十分重要，所以才能引发争鸣。
童庆炳曾指出，文学边界问题“隐含了许多重大问题。
比如，我们究竟处于什么时代？是后现代，还是现代，还是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共存？又如，当今社会流行的‘主义’是什么？是消费主义，还是求温饱‘主义’，还是消费与求温饱并存？再如，文学是否会消亡，还是已经消亡？对于费瑟斯通一类学者的舶来品，我们是拿来就用，还是要加以鉴别和批判？当我们吸收外来东西的时候，是否还要主体性？对于今天高科技的发展给我们带来的东西，我们是否要加以分析？在商业大潮面前，人文知识分子是否要保持批判精神？”
[61]
对于争鸣本身的重要性，早有学者发觉并做了相关反思研究。
这里我们仅以李春青的研究为例。
李春青以自觉的反思意识，对这一边界之争进行了多维度的解读，这恐怕也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关于此一问题的最深入解读。
李春青认为，边界之争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术事件，其背后乃是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两种研究范式的较量，因此牵涉到文学理论学科的发展走向问题。
[62]为此，他对讨论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挖掘。
依他之见，论争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存在多方面的分歧。
第一，在言说立场方面，文学理论研究模式持20世纪80年代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精英意识，表现出一种审美中心主义的姿态，将审美与自由、人性相勾连，把维护文学的审美特征视为对知识分子自身的社会担当和价值理想的坚守。
而文化研究模式则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倾向，已然不相信任何本质，也失去了人文**，往往很理性地与其研究对象保持相当的距离，即使批判，也是隐微书写其关于社会政治体制的具体批判。
第二，在言说者身份方面，相对而言，文学理论研究模式偏于认同“立法者”
身份，而文化研究模式则往往以“阐释者”
身份自居。
持前一种身份的文学理论研究者往往以社会导师自居，试图引领文学趣味；而持后一种身份的文化研究者则以平等的姿态与他人从事“有教养的交谈”
。
第三，就文学场域中的位置而言，持文学理论研究模式者在场域中占有有利位置，他们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文化资本，不甘于被文化研究模式所取代；而持文化研究模式者为了改变场域位置，另起炉灶，操新话语以获得文化资本，既而改变在场域中的位置。
第四，就常识而言，坚持文学理论模式者，因为其知识结构比较适合阐释文学，因而对新出现的日常生活审美化难以接受；主张文化研究模式者无非是对新出现的东西比较敏感，有兴趣。
[63]
李春青承认这四个方面的见解非个人见解，只是理论视角下的一些说法。
但这样的解读的确有助于我们看清边界之争的“真相”
。
这里，我们接着李春青的研究，勉为其难地再提出几点与文学边界及文学理论学科发展有关的问题予以简要讨论。
首先，对学科专业的理解问题。
在现代学科体制下，保持必要的学科界限是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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