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一秒记住【畅想小说网】地址：http://www.cxtra.net
因为它借用了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方法，在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的主导话语进行反思之时，自觉地涉及了具体的社会文化历史语境，因此表现得更为专门。
同时，这种社会理论视角的反思使得它有可能与文化研究勾连起来。
陶东风认为：“只有与具体的、语境化的、充分考虑实践活动的差异性的社会文化理论结合，才能有效地解释社会文化活动，包括审美与文艺活动。”
[5]这无疑是在以文化研究的视野看待文学理论研究，也因此可谓在为文化研究合法化做论证工作了。
不过，真正将这种自觉的反思与文化研究较为直接地勾连起来，从而为文化研究做了较有力度的合法化工作的，是陶东风的《80年代中国文艺学主流话语的反思》一文。
该文首先聚焦社会学的知识框架，对20世纪80年代的主流文学理论观念进行反思，认为所谓文学自主性、文学主体性等，都是特定语境下生产出来的具有利益诉求的知识。
例如，这种远离政治、凸显个体自由的思想观念，契合了主流意识形态反思极左政治的需求，因而具有思想解放的效用。
然而，这种知识在20世纪90年代新的语境下已然失效，主要因为它“失去了对9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极度复杂化了的新状况的言说能力，以及对于新产生的审美活动与艺术生产、艺术消费方式的阐释能力”
[6]。
为此，该文认为，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不能固守20世纪80年代的成规，而应该走具有历史化、语境化特点的文化研究式的知识生产之路。
同时，出于这种研究旨趣，该文对大众文化研究的合法性进行了论说，认为应该对大众文化的生产和接受机制进行具体的分析，进而找到有效的阐释框架。
不妨说，这样的结论是有说服力的，因为它既有理论的学理性证明，又有问题意识的有效引导，还深得语境的契合和支持。
至此，我们可以认为，上述诸文已然很好地完成了阶段性的文化研究的合法化重建工作。
简而言之，它较有说服力地告诉了人们，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主导观念既不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也不具有永恒的合法性。
文艺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遭遇了危机，因此也是正常的。
而文化研究的理念和方法，能够在90年代的社会语境下，帮助克服8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危机。
为此之故，我们不应该因为大众文化不甚符合20世纪80年代的主导观念，就对其加以排斥和挞伐，而应该走进它，并有效地去研究它。
如果不这样，就有可能导致文学理论找不到研究对象，找不到那种能够建立起与社会生活真实关联的研究对象，或者即使找到了，也生产不出有效的知识。
如果联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研究几近专门化了的现状，我们难免不会想起这样联系文学理论来言说大众文化，难道不是为大众文化研究的合法性进行论证吗？这又何尝不是要让大众文化研究浮出水面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我们甚至可以直接地认为，它已然让文学理论与大众文化研究勾连起来了，并且视大众文化研究为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的一种有效的知识生产方式。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在大众文化研究的过程中，并非没有为其合法性进行过论证，但自觉联系文学理论来进行论证者在90年代尚不多见。
这也正是上述诸文，尤其是《80年代中国文艺学主流话语的反思》一文的重要贡献。
应该说，文化研究主动地对文学理论提出了挑战，并且获得了一定的效果。
第一，文化研究推动了文学理论的发展。
以文学理论界的著名学者童庆炳的研究为例，童庆炳1999年发表了《文化诗学是可能的》《文化诗学的学术空间》《中西比较文论视野中的文化诗学》等文，其意是要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下提倡文化诗学的文论研究范式。
不可否认的是，文化诗学受到了文化研究的影响，这一点有童庆炳之言为证：“‘文化诗学’这个词最早是美国的‘新历史主义’提出来的，但是我在读‘新历史主义’的著作时并没有很注意他们的‘文化诗学’这个提法，我说的‘文化诗学’更多是和‘文化研究’有关。”
[7]如果不是文化研究对童庆炳产生了影响，恐怕他不会提出“文化诗学”
这一引领文学理论发展走向的研究构想。
第二，文化研究在文学理论场域中获得了一定的承认。
这可以从童庆炳2001年的中肯评论中见出：“文化研究由于其跨学科的开阔视野和关怀现实的品格，也可以扩大文学理论研究的领域和密切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使文学理论焕发出又一届青春，这难道不是一个发展自己的绝好的机遇吗？”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章继续阅读！若浏览器显示没有新章节了，请尝试点击右上角↗️或右下角↘️的菜单，退出阅读模式即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