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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文化研究’就是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参与社会的主要形式之一。”
[9]虽然童庆炳并不躬身于文化研究，甚至还对文化研究有一定的担心，但他的言论表明了文化研究在文学理论场域中占有一席之地。
事实上，文化研究的合法性论证并没有就此完成，文学理论的学科局限并没有因为文化诗学的提出而得已克服，新一轮的文学理论学科反思因此在所难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文学理论并没有因为文化研究的影响而在研究对象方面做出切实的调整，甚至文学理论尚不承认大众文化，文学泛化的现象也没引起足够的重视，这就使得文学理论依旧不能有效回应现实中的文学文化现象和问题。
其二，文学理论的研究范式并没有调整，其言说立场、言说身份和研究旨趣并未脱胎换骨，甚至学界尚有对文学理论研究范式转向的怀疑、抵制和否认。
其三，由于文化研究尚处于兴起阶段，所以它并未借文艺学学科反思获得其在学术场域中的理想位置，它与文学及文学理论的关系也远未厘清。
为此之故，在世纪之交，文化研究在借推动文学理论学科反思的方式来展开合法化论证工作之时，越来越直接和自觉了。
这表现在诸多的争鸣事件之中。
2000年以来所出现的一些重要的争鸣，如“文学终结论之争”
“日常生活审美化之争”
“文艺学边界之争”
“文学研究批评与文化研究批评之争”
等，无疑都共享了反思文学理论合法性与建构文化研究的合法性这一问题意识。
这些争鸣在2004年前后声势浩大，以至于有学人甚至将2004年视为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之间发生“战争”
的年份。
[10]
综观之，文化研究通过文学理论学科反思的方式进行合法化论证，其工作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第一，从学理上，特别是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的角度对文学理论展开反思，借此论证文化研究的合法化。
就文献看，它主要与米勒的《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及陶东风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等文有关。
[11]
米勒一文先论证电信时代的文学终结了，然后声称文学研究不合时宜，并下结论道：“文学研究又会怎么样呢？它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撇开理论的或者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去研究文学。
那样做不合时宜。
我非常怀疑文学研究是否还会逢时，或者还会不会有繁荣的时期。”
[12]米勒回应德里达所谓文学终结论，抽空了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
同时，米勒对未来文学研究的描述与文化研究契合，因为通过文化研究展开文学研究往往不是为了文学自身，这常常被文学理论所不齿，但米勒在此文中似乎将此视为不可阻挡的未来趋势而加以认同。
这对于文学理论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但对文化研究的合法化论证来说却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2002年，陶东风又直接从研究对象入手，对文艺学展开反思，写就了一篇影响力巨大的长文——《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
该文先对文学泛化现象进行了学理性的描述，并将之命名为“日常生活审美化”
，然后指陈文学理论学科对这一新审美现象关注不够，而且由于没有调整思维、观念和方法，因此也不可能甚至没有能力去关注，此时文学理论只有走向文化研究方有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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