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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写道：“文艺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重建文艺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有机的、积极的联系。
在这里，自律论文艺学那种局限于文艺内部的所谓‘内在研究’方法已经很难担当这个使命。
我们应当大量吸收当代西方的社会文化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创造性地建立中国的文化研究文化批评范式，这样才能有效地解释当代文艺与文化活动的变化并对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做出分析。
这是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历史性出场的现实要求。”
[13]陶东风此文的写作目的非常明确，一方面是要反思文学理论学科，另一方面则是要为文化研究进行合法化论证。
该文代表了文化研究合法化的典型方式。
此外，金元浦的《别了，蛋糕上的酥皮——寻找当下审美性、文学性变革问题的答案》《文艺学的问题意识与文化转向》及《重构一种陈述——关于当下文艺学的学科检讨》等文，也从研究对象入手对文学理论学科展开了有影响力的反思，其核心观点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在后现代消费文化语境下，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已经不再想当然地是过去的文学了，文学已经发生了文化转向，也就是说文学具有文化性，文学泛化是为了文学性。
这一点，也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们在中国尤其是某些发达地区所能发现的，所以金元浦先生说：“我国文化艺术场域发生了整体转型，它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文学’和‘艺术’了。
它在越界、在扩容、在转型，经过‘学科大联合’的交叉、突破，重新选择和确定自己的对象与边界。”
[14]另一方面，面对文学的改变，文学理论也只好发生相应的改变，并且只能通向文化研究转型来应对现实，才能带领文学理论从困境中突围出来。
[15]金元浦诸文旗帜鲜明地为文学的文化转型和文学理论的文化研究转向辩护，既起到了反思文学理论学科的作用，也取得了为文化研究合法化论证的效果。
第二，从知识生产的建制方面，直接挑战文学理论学科，从而达到反思文学理论学科和论证文化研究合法化的双重目的。
其方式主要包括以下四种。
一是召开相关学术研讨会。
以直接命名为“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
的学术会议为例，世纪之交的1999年，学界在首都师范大学召开了“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
学术会议，围绕着“文化研究的历史、特征与概况”
“如何评价中国90年代的文化研究、文化批评以及它与西方文化研究的关系”
“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研究方法的适用性及其成果”
“关于文化研究与文化领导权以及知识分子的关系”
等问题展开了积极研讨。
[16]我们可以从研讨的主题中见出本次会议其实是以文化研究为主角的，明显起到了在学界扩大文化研究声势的效果。
接着，2000年4月，学界又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了“文艺学与文化研究”
专题研讨会。
从事后的会议综述可以见出，虽然会议对文化研究有所警惕，并寄希望于从文化研究转向文化诗学，但毕竟如会议综述所写：“代表们认为，世纪之交文学理论要有所突破，就要从文化研究中汲取营养，这是文艺学界希望文学能够更多地触及社会和现实问题，希望文学研究正面应对大众文化崛起而形成的必然要求。
根植于现实土壤中的文化研究是社会所推动的历史的必然，是文艺学发展的一种新趋势。”
[17]这明确地表达了对文化研究的积极肯定，而且这种积极肯定，几乎无一不是针对故有的文学理论的。
即使主张走文化诗学之路，这也是在反思了文学理论的局限之后做出的选择，似乎证明文化研究视野下的文学理论反思起到了作用。
因此，我们不可否认任何一次有关会议的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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