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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由于在会议上人们可以面对面交流，而且会议会使得某一论题在学界被集中讨论，因此其效果不可小觑。
[18]如果不是举办了这两次会议，文学理论学科反思与文化研究合法化论证也许依然会进行下去，但其进程恐怕不会这么快。
[19]
此外，还有很多不是直接以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为名的相关会议，它们也自觉不自觉地从文学理论学科反思的角度切入文化研究的合法化论证，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20]
二是创办学术刊物和网站。
1999年首都师范大学在召开“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
会议的同时也开展了《文学前沿》创刊的座谈会。
此刊虽不是文化研究的专门刊物，而且也非连续出版物，但第一辑、第二辑就配合1999年的“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
会议，刊登了不少文化研究文章，多少取得了反思文学理论、彰显文化研究的效果。
[21]2000年，陶东风先生和诸位学人共同主编的大型学术刊物《文化研究》创刊。
这份在业内颇有影响力的刊物，对文化研究的传播，同时对文化研究的合法化论证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后，金元浦创办了文化研究网站，盛况空前，几乎把重要中青年学人的相关成果都纳入了该网站，这对文化研究合法化所起到的作用是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的。
三是组织专题讨论。
《浙江社会科学》、《文艺争鸣》、《文艺研究》、《文学评论》、《河北学刊》、《江西社会科学》、《求是学刊》[22]、《社会科学战线》[23]等刊物纷纷策划专题栏目，自觉不自觉地参与了文学理论学科反思与文化研究合法化论证的工作。
四是建立文化研究机构和设置学科人才培养方向。
建立研究机构往往是走体制化道路，从一个方面说，这恐怕是文化研究合法化最为成功的方式。
虽然这种方式可能与文化研究的初衷不一。
或也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早在1995年，戴锦华就在北京大学设立了文化研究机构，但她却颇有意味地称之为“文化研究工作坊”
，以凸显其反体制的民间特点。
然而，这毕竟是一种反体制的体制化，多少推动了文化研究的合法化。
2004年，上海大学文学院文化研究系成立，并单独招收、培养硕博研究生，这的确是“硬着头皮挤入现行大学体制”
[24]，无疑是文化研究合法化的典范。
在设置学科方向方面，四川大学2002年就开始将文化研究设定为二级学科，开启了体制内人才培养的先河。
其对文化研究的合法化所起到的作用不可低估。
[25]但不可否认的是，文化研究机构，特别是文化研究学科方向的设置往往都在文学系中，而且在文艺学一级学科之下，我们不能无视其与文学理论学科的某种关联。
恐怕正是基于上述情况，有学者曾不无道理地写道：“自‘文化研究’引入国内学术界以来，各知识学科中以文学界对之的推介最为热衷。”
[26]而这种推介，往往通过文学理论学科反思的方式来进行。
这是不可否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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