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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文化研究的反思：在文学理论的视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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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文学理论学科反思，文化研究逐渐合法化了。
但是，在这一合法化的过程中，文化研究也遭遇了文学理论学科的反思。
这恐怕是文学理论学科反思的另一种方式。
与文化研究反思文学理论不同，这种反思主要是从文学理论学科的角度反思文化研究，其旨归是指陈文化研究的局限。
综观之，它大体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的。
首先，是外部研究的问题。
在文化研究兴起之前，文学理论研究主要谈论文学的审美特征，讨论文学的语言、文体和叙事技巧、文本风格等，并以鉴别文学的等级为乐，这被视为文学理论的“内部研究”
，也契合了人们要避免意识形态干扰学术研究的正当诉求。
因此，内部研究在学人心目中似乎天经地义，几近成为文学研究的正宗。
对此，旷新年曾从文学批评的角度予以了精彩的论述：“在80年代初，‘新批评’等西洋理论传销进来以后，文学经历了一个‘除魅’的过程。
中国的文学批评于是有了所谓‘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区别，‘内部研究’要比‘外部研究’来得高贵。
文学要摆脱意识形态的附庸的地位，返回到所谓‘文学自身’。
文学批评要抛弃陈旧过时了的社会学的批评方法，转向形式的批评。
80年代的批评家打着灯笼要去寻找‘文学性’。
可是在90年代他们玩了一阵文学或文学性之后，才突然发现文学不见了。
尤其是在跳了一阵后现代主义的**之后，文化批评取代了文学批评。”
[27]对旷新年的这种描述，如果我们暂不论其意图，则可以看出他也是以内外之分来区分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的，而文化批评固然是外部批评。
杜书瀛曾以旷新年的这一描述为例，来描述“新时期文论轨迹”
的“内转外突”
，并强调说：“文化批评显然是接近于‘外部研究’倾向的一种批评。”
[28]不过，杜书瀛对于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划分持一种较为中和的判断：“我们的现代文艺学，既需要所谓‘内部研究’，也需要所谓‘外部研究’，更需要‘内’‘外’结合的研究。
以‘外部研究’排斥或代替‘内部研究’，以‘内部研究’排斥或代替‘外部研究’，都是有害的、片面的。
应该避免各种片面性。”
[29]
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划分，在中国恐怕是受了韦勒克等人《文学理论》的直接影响。
[30]这种内外的划分只要不二元对立起来，以至于视内部研究或外部研究为低级研究，或不是文学研究，则也无妨。
[31]但问题是，我们往往很难做到一视同仁，以至于当我们将文化研究视为外部研究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在对文化研究进行负面的判断。
在文化研究合法化的过程中，有不少学人正是如此指责文化研究文化批评的。
例如，阎晶明认为，20世纪90年代，“文学批评就这样被文化批评取代，成为无足轻重的唠叨陪客，对作家作品的具体阐释成为不入潮流和缺少思想锋芒的可怜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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