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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基于这种判断，他认为，文学批评应当回到“自身”
，回到“文本阐释”
，“这是文学批评不做文学附庸、不被文化湮灭的必经之路”
[33]。
吴义勤更是直截了当地认为：“文化批评说到底仍是一种外在研究，从批评思维上说，它与先前的社会学批评并无本质的差别，因此，它仍存在强加给文学太多的‘意义’‘象征’，从而使文学非文学化的危险。”
[34]
其实，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划分只是一种策略性的划分，并没有纯粹的所谓外部研究、内部研究。
外部研究中有内部研究，内部研究中有外部研究。
即使研究所谓内部的文学审美，也并不是没有社会政治的映射诉求；文化研究诚然有强烈的政治诉求，但也不是不对文本展开细读，完全脱离文学直接言说政治的研究。
对此，陶东风做了很深入的辨析。
其一，陶东风区分了文化研究、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
为了不引起误解，他区分了广义的文化研究和狭义的文化研究，并把狭义的文化研究命名为文化批评。
文化批评是文学批评的一种。
因此，不应该将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相对。
按照约定俗成的观点，文化批评应该与审美批评相对。
人们认为文化批评是外部批评，乃是因为认定审美批评是内部批评，并且认为内部批评才是文学批评，而作为外部批评的文化批评并不是文学批评。
陶东风认为，这是一种偏见。
因为文学批评的形态不可能只有一种，也无所谓高下。
倒是为什么在某一时期某种文学批评理论和方法会被建构为主流的文学批评才是值得研究的。
其二，就算文化批评是外部批评，也不能因此就认为它不需要也不会如内部批评一样细读文本，因为“文化批评虽然不是以揭示文本的‘文学性’为目的，但却不是脱离文本的‘离弦说像’”
[35]。
而且，文化批评无论在方法上还是观念上，其实都受到了内部批评所津津乐道的语言学和结构主义的影响。
就方法来看，诸如叙事结构分析、语言形式研究和文本细读是文化批评所重视的，也是文化研究所需要的，这一点早已被文化研究学者所承认：“主要的人文科学，尤其是语言学和文学研究，已经发展出了文化分析所不可或缺的形式描述手法。”
[36]就观念来说，文化批评认同了语言学转向所表明的世界文本化、符号化，同时也接受了语言学转向所带来的文化唯物主义的观念及文化建构主义观念，甚至以此为哲学基础，这都表明了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并不轻视文本、符号。
其三，文化批评与审美批评或形式主义批评的差异在于目的和旨趣的不同。
简言之，文化批评不把文本视为自主的客体，其研究的最终目的不是揭示文本的审美特性，而是“旨在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以及文本所隐藏的文化—权力关系”
[37]。
应该说，陶东风的辨析有助于我们弄清楚文化批评，它至少告诉我们文化批评即使是外部批评，也不是不对文本进行分析，只是它分析的目的不同于审美批评，但我们不能因此判定它与审美批评就是敌对的关系，更不能因此认为它不是一种文学批评。
其实，只要我们对文化批评有基本的了解，就不至于误解甚至不计较其所谓的外部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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