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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思性文学理论看来，如果仅仅对一种文艺学现象与问题做简单的意识形态式的分析，提出一点或赞成或反对的标语口号式的立场，甚至还借助于学术场域之内或之外的权威力量来让人认同这种立场，那么不但会破坏文艺学研究的自主场域，而且很可能会屏蔽实际的问题，让文艺学研究处于误识的囚牢中。
应该说，陶东风对此是有深深的自觉的，而这也常常引起同行的误会。
以日常生活审美化之争为例。
在国内，陶东风是较早提出这一话题的，仅就文献而言，早在2001年，他就在《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一文中提及了“审美活动的日常生活化”
这一问题，此后更是在《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社会学的重建》等一系列文章中围绕此话题进行了多角度的反思性研究。
陶东风提出此话题的目的无非是反思文艺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指出当前文艺学研究要对具体的文艺审美现象进行科学的研究，发现其背后的运行机制，然后建构合适的研究范型，如文艺社会学研究范型、文化研究学科范型等，以此展开反思性的文艺学知识生产，从而强化文艺学研究的科学性与有效性。
事实上，“日常生活审美化”
这一话题的提出及相关研究的确解决了当下一些大众文艺的新现象与新问题，提高了文艺学的知识生产力，与此相关的论文因此还成了2005—2006年转引率较高的论文。
[24]然而，由于诸种原因，这一话题也引发了一场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学术论争。
论争本来是很正常的，也是有必要的，但是论争过程本身夹杂了一些误会。
其一，让那些不习惯科学反思而喜欢心性体验，并甘于受意识形态屏蔽的文艺学人，误以为反思研究是要取消人文追求和放弃审美的自主性世界。
其二，让那些习惯场域位置结构者误以为反思研究是有意颠覆和无理解构。
诸如此类的误会当然可以理解，但是平心而论，误会主要是知识的不对称所致。
因为如上所述，反思性文学理论已然超越了那种将问题仅打发给意识形态，或只做一种纯心性式的批判的简单做法，而是要科学分析，从而获得较理性的阐释和有限度的改变，但误会者以为反思性文学理论者是要从意识形态方面和人文价值方面肯定这一现象。
为此，陶东风只好特意做出申明：“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美学、文艺学对象与方法的调整绝对不意味着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在价值上的认同。
关注一个对象不意味着赋予它合法性，而批判性地反思一个对象的前提是把它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
[25]也就是说，他是为了研究的需要，为了科学的需要，为了学科自主性的需要。
[26]至于第二种误会，这也许有点难以申辩，因为正如布迪厄创作《学术人》一样，它必然会引起这种决裂，必然会让场域的位置发生一定的调整，必然会让人不舒服。
但只要能同情式地理解反思性文艺学的旨趣，就会更多地意识到反思型知识生产主体恰恰是在维护一种知识场域的自主性，而且其自身也是被反思的对象。
二是在反思中让文艺学研究的范围、对象、方法、范式等都得以转型。
反思性文学理论为了确认自身的知识生产合法性，必然要对此前的研究体制，如研究范围、对象、方法等做一定的反思与调整。
就研究对象而言，反思性文学理论认为文学理论研究如果要科学，“应当优先处理的，首当其冲、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将社会上预先建构的对象的社会构建过程本身当作研究的对象。
这正是真正的科学断裂的关键所在”
[27]。
就是说，研究对象是建构的、历史的、地方的、移动的、开放的，而不是先验的、实体化的、铁板一块的、固定的，不能习以为常地将其正当化。
毋宁说，它其实是一个社会事件，是一个场域中资本较量的问题。
尤其可贵的是，反思性文学理论认为其研究对象是参与性的。
也就是说，反思者自身也应该处于被反思之中，因为文艺学研究主体自身与所要研究的社会世界本身就是一种契合关系，“社会世界的结构”
已被“内在化”
了，这样它“在这社会世界里就会有‘如鱼得水’的自在感觉”
[28]。
为此，反思性文学理论认为，要进行彻底的质疑，甚至不得不与研究共同体发生必要的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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