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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按照一个理论主题，搜集古今中外所有相似相同的观点，并把它们连缀在一起，构成所谓的论文，并没有太多的意义。
因此，一定要使理论历史化，或者叫作重建历史语境。”
[42]对于如此重视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历史语境的童庆炳，我们很难认为他持本质主义的知识立场。
但是，童庆炳曾说：“我隐隐感到担心的是，有些作者在有意无意间似乎把凡是给事物下定义的，凡是想明确回答问题的，凡是把事物分成现象与本质的二元对立的，凡是想搞体系化的著作的，都叫作本质主义。”
[43]显然，童庆炳是担心人们因他谈论本质而将他当成本质主义者，但是除去对本质主义的误解不谈，我们还是可以发现童庆炳文学理论知识立场中的本质主义倾向。
这主要表现在他无论如何还是对审美情有独钟，坚定地认同文学的审美特征，甚至把“审美意识形态”
当成文艺学的第一原理。
[44]在文化诗学研究中，他也是以审美特征为文学的中心。
[45]为此，有学人不无道理地将童庆炳视为审美派。
[46]凡此种种，我们可以说，他是有本质主义的知识立场的，只是他是自觉的本质主义者，而因其自觉，其本质主义的语词色彩已然不再是贬义的、落后的，而是其坚守的关于文学的“价值论本质”
，表征了童庆炳对一种可贵的审美理想的信念。
而且，更为可贵的是，他允许甚至欢迎人们质疑他的“价值论本质”
。
[47]他说：“如果彼此实在不能容忍，也可以交锋，彼此对立，百家争鸣，在论战中求得问题的深化，也未尝不是好事。”
[48]因此，童庆炳的本质主义是值得肯定的，表征的是一个有坚守的学者的知识认同和价值取向，这是令人肃然起敬的！
余虹并没有直接否认文艺学学科反思所涉及的反本质主义知识立场，但他在提出自己关于此问题的独特思考之时，间接地发表了自己关于此问题的意见，并引发了一定的争论。
[49]
在知识立场上，余虹固然是反对本质主义的，也就是他不认为文学有柏拉图意义上的“内在的共型与规定性”
的所谓本质。
在他看来，“‘文学’是一个‘家族’。
文学的‘家族相似性’使我们将一些具有相关特征的现象（诗歌、小说、戏剧、美文等）通称为‘文学’”
[50]。
很明显，余虹接受了以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后形而上学思想观念。
虽然他依然认为“文学理论就是关于文学现象之根由与道理的论述与知识”
[51]，但是他的文学理论知识观已经是后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了，他不再以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看待文学，并认定有实体存在的文学本质。
不过，余虹并没有因此忌讳谈论本质，更没有因此否认本质的存在。
在他看来，没有“作为种类共性的‘实然性’的本质，但却有作为价值形态的‘应然性本质’”
[52]。
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以全部的事实为依据，然后概括出文学的本质，但是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在价值论和生存论的关联中来思考文学，为文学立法，并因此建构出文学的本质。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某个事实并不天然就是文学本质的见证，恰恰是对某个事实的价值确认，才使它成为本质性的事实。
就此而言，文学本质在事实上的‘是’乃是由价值上的‘应是’决定的，因此文学本质论的论争最终都会还原为价值争吵而非事实确认。”
[53]
由于反对以事实为依据来确认文学的本质，因此余虹否认文学特征论。
具体来讲就是，文学特征论是以事实为依据的，而认知主体对于事实的认知必定有限，因此，此路不通，改道是必然的。
[54]余虹为此以价值判断来确认文学本质。
那么价值判断又如何可能？余虹承认，人们不可能持同一种价值观，在判断何为文学、何为好文学之时，相关的“价值争吵”
无疑是事实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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