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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获取自身的言说合法性，转而“用自身特有的敏锐参与到寻求与建构新的文化精神的工作中去”
。
具体而言，文学理论要把文学现象、文学问题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文化现象以及与人的存在状况息息相关的事物来看待，并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与评价，这样才有可能重新给文学理论找到可依托的“元理论”
，如钱中文先生倡导的“新人文精神”
即有可能担当此任。
当然，李春青特别指出，在当今多元主义文化语境下，元理论不可能是独断的、本质主义的，而应该是交往理性的，通过对话说服的方式唤来听众。
其次，文学理论知识生产者的身份认同要从立法者转向阐释者。
为什么需要发生这种转变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如今文学理论知识生产者所面对的研究对象发生了变化，这就必定要求知识生产主体调整身份认同去适应新的状况。
不可否认，居于主导地位的审美经验文化形态文学样式已经从精英文化（或精英文学、“贵族审美”
）和主流文化（或“意识形态审美”
、主流文学）转向大众文化（“大众审美”
、大众文学）了。
大众文化必定颠覆知识阶层的导师和立法者角色，不再理会知识分子的说教，更多的是听命于市场。
大众文化爱好者之所以愿意走进大众文化，就是因为大众文化是一种相对而言参与度较高的文化，是一种共享文化，大众文化爱好者在消费大众文化时有属于自己的参与感、解放感。
正如李春青所敏锐指出的那样：“大众文化遵循的价值规律强制性地要求着大众文化的产品必须符合大多数人的口味；这样人们就等于在实际上参与到大众文化的创造之中。
于是这里的强制性、宣传性也就被降到最低限度。”
[19]面对这种新变的文化状况，知识分子还能够颐指气使，指点江山吗？这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回答的问题。
大众文化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抛弃知识分子，但是大众文化也需要知识分子。
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不是完全对立的，大众文化也可能包含精英文化的元素。
这就要求知识分子参与到大众文化研究中，只是知识分子不要再以一种导师的身份去教导大众文化，不要直接地、粗暴地给大众文化“立法”
，可行的途径是调整身份认同，专业地阐释大众文化，与大众文化爱好者真诚地对话交流，既而润物细无声地影响他们，获得他们的青睐。
对此，李春青指出：“文学理论的言说者必须自觉调整自己的认同模式，即放下‘立法者’的架子，承认自己‘阐释者’的身份，以一种平等主义姿态面向现实，在阐释过程中暗暗进行价值介入，也就是通过‘阐释’来‘立法’。”
[20]
最后，与此前的知识构型不同，阐释论的文学理论要彰显其知识的专业性、客观性和操作性。
被规定为阐释之后，文学理论要有意识地去生产“知识”
，摆脱依附于其他学科之上的“中介性”
，而且还要在阐释中形塑属于自己的知识特性。
具体而言，其知识特性要兼具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学理论知识要有自身的专业性。
在与文学文化现象形成互证互释的过程中，文学理论要提供其他学科所不能提供的专业知识，从而与其他学科形成必要的区隔。
这就要求文学理论主动回应文学现象，在阐释中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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