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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文艺学学科豪情满怀也信心十足，总是有为文艺“立法”
的良好意愿，要“给文艺提供一套行之有效的观念方法”
，可是“当代文学实践早已是脱了缰的野马，跑得不知去向，现行的文艺学已经难以望其项背了”
[31]。
应该说，这一判断大体是能成立的。
在现如今大多数情况下，文艺学的理论没有能力掌控文学的实践，更遑论文艺学学科知识与实际的文学实践形成互证互释的良好关系。
虽然今日仍时有相关的文学作品讨论会、作家创作论坛之类的活动，但是参加者大多是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学者，很少有文艺学学人的身影。
[32]
最后，文艺学学科自身也出现了“声东击西”
的分离现象。
其意是说，很多学人实际上已经不再研究故有的文艺学“原理”
，而是从事西方文论的研究（这是“击西”
），但是又唱着“创建文艺学的中国学派或流派的高调”
（这是“声东”
）。
陈晓明说的这种情形也是存在的。
一方面，我们的确“都在憋着劲攻克西方当代理论的堡垒”
[33]。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艺学界开始积极努力向西方学习。
进入90年代后，虽然在学习西方方面没有80年代那么热情高涨了，但就文艺学出现的语言学转型、文化论转型而言，我们恐怕无法否认其受到了西方文论的重大影响。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把西方几千年的文学理论“按己所需”
地学习了一番，或曰西方文论轮番“占领”
了中国文艺学界，恐怕大家是有同感的。
[34]即使这种“学习”
“占领”
是“错位”
的，或“囫囵吞枣”
的，或“有得有失”
的，但我们都不可否认这种“学习”
“占领”
的实际存在及其价值。
[35]一如有学人所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文论尤其是其研究方法被全面、系统和细致地介绍到中国，从而改变了中国文学的研究格局与思维模式。”
[36]有学者在2000年前后论述21世纪文艺学美学的进一步突破发展时，还指出西方哲学当然也包括西方文论美学对于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进而推动文艺学美学的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37]
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确有学人或直接或间接强调过文学理论研究的“中国性”
[38]，进入90年代后，文论的“中国话语”
“中国特色”
“中国气派”
“中国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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