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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
，文论研究的“中国问题”
，文论要讲述好“中国故事”
等，更是得到了极大的彰显。
[39]至少在话语层面上，这种呼声越来越高。
[40]这一点陈晓明说得也非常准确：“所谓文艺理论中国学派的诉求，根本原因还在于对当代文艺偏离原来的传统深怀焦虑，对转向西方现代资产阶级文论表示了怀疑。”
[41]就文论研究的这两方面来看，的确存在“声东击西”
这一分离现象。
陈晓明对上述分离情况的描述较为真实。
不可否认，这种“分离”
表明文艺学存在知识合法性“危机”
。
在陈晓明看来，这种危机[42]的根源直接而言与当今文学理论的知识构型是“苏联模式”
有关。
这种模式的文学理论借助了一套意识形态的元叙事，而随着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变迁，意识形态出现了松动、分裂，其统一整合的功能无疑是弱化了，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还失效了。
[43]这就必然导致以这套意识形态为元叙事话语的文艺学知识被“问题化”
，也就是失去了往日的功能角色。
用陈晓明的话来说就是：“依靠意识形态的力量建构起来的文艺学体系，在意识形态稍加松懈的时期，显然就失去了中心化的力量。”
[44]在此境况下，文艺学出现危机，并表现出以上种种分离状况就显得可以理解了。
但危机之下的文艺学其实是继续以“西方为师”
，转向了对西方文论尤其是西方现代文论的学习和研究。
在陈晓明看来，这一路径选择其实是延续了马克思主义的薪火，只是偏离了苏联的传统。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当今文艺学所学习的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依然浸透了马克思主义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幽灵”
。
因此，现在的问题是：当今文论“顺着西方的马克思主义道路前行”
是否可以走出危机，并重建其合法性？在陈晓明看来，还有两个问题要解决。
其一，文艺学的“原理”
如何可能与“西马”
以及当代其他理论活的实践对话？其二，由于“西马”
毕竟不是“老马”
，因此，如何保证我们能心安理得地学习“西马”
？
第一个问题在陈晓明看来是无法解决的，只能让其作为一个特殊的现象存在于人文学科的建制内。
当然，陈晓明并未完全否认“文艺学原理”
的存在价值。
他写道：“中国的文学理论或文艺学，就是以民族—国家为依靠的巨型寓言，在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它无疑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它强有力的规范下，中国的文学理论把文学放置在革命事业的车前马后，为创建宏大的民族国家想象建立了一整套的表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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