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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当的时期里，文学批评臣属于文学理论，二者共同维护着文学实践的秩序。
文学理论学科在很长时期内主要围绕‘文学基本原理’展开，对文学的本质、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文学的社会作用、文学的发展规律、作家的创作方法、文学作品的构成特征等进行了定性阐释，目的是把对文学的本质规律认识确定在主导意识形态认可的意义上。”
[45]除了肯定其历史存在价值之外，陈晓明还肯定了其对于当前人才培养的价值，即“它可以让学生尽快掌握文学的一般本质规律（尽管随后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让学生明白那些本质规律并不具有客观的真理性）”
[46]。
陈晓明的观点当然有道理，我们的确应该把文艺学的原理视为一个历史事件，将其置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之中来理解。
[47]甚至可以说，只要知识存在的制度条件及其运行机制未根本改变，这样的知识就会一直存在下去。
同时，客观地说，文艺学原理的学习对于培养学生的理论思考能力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48]
对于第二个问题，陈晓明认为，我们要“安心”
地学习西方文论，原因有以下几点。
其一，在全球化互动的和平时代，过分狭隘的民族国家观念不足取，也不实际。
如果我们还一味地闭门造车，以苏联文论模式为师而不与西方接轨，事实证明是不可能把我们的文论建设得有中国性的。
这里，有必要补充一下，我们其实要警惕出现“闭关锁国”
的状况。
我们的确有可能在“闭关锁国”
的环境下，制造出所谓纯净的中国性文论话语，如全部使用中国的概念范畴，并用民族价值观念来言说文学，借此建构一套有“中国性”
的话语体系。
但这样的文论话语可能是坏的，甚至是恶的。
有学者曾颇有担当地指出，在抵制和拒绝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理论最彻底的时期，我们的人文学科话语或没有特色而只能拙劣地照搬苏联，或有特色却整天说空话、套话、自欺欺人的话。
[49]这恐怕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且应该被铭记。
其二，在中国与西方关联甚密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多与西方展开跨文化交流是中西交流的题中应有之义，加之西方的文学理论批评较为成熟发达，如此交流无疑有助于推进我们的文学理论建设。
有学人甚至认为，西方文论已经是我们的“参照系”
，是我们的“传统”
。
“百余年来，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批评不仅把西方文学理论当作重要的参照系和理论资源，而且，从西方引入的各种理论资源已经深深融入了中国本土的传统之中，成了中国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形成的‘新传统’的一部分。
无论我们的主观意愿如何，这种局面在较长的时间之内难以改变，甚至还有逐渐强化的趋势。
密切关注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走向，并不意味着简单的‘西化’和‘拿来’，而是开创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新局面的动力之一，这早已成了中国学术界的一个基本共识。”
[50]我们已经是，也只能是在这一传统上开创文论建设的未来。
其三，虽然学习西方多年，但事实上，我们对西方的了解尚不十分深入。
只有十分熟悉西方文论的文脉，并能受其启发能动地将其运用在中国文论的知识生产过程中，我们的学习才算是达到了目的。
陈晓明因此写道：“中国的文艺学还需要下大气力研究西方当代的理论与批评，真正能把别人优秀成熟的成果吃透，在这个基础上再谈创建中国的文艺学不迟。”
[51]我们认为，陈晓明的观点是中肯的。
我们的确应该先老老实实地做“学生”
，待自己的确可以生产出有效的知识之时，我们也就真正地与国际接轨了。
那时候，中国文论的合法性也就获得了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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