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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样的知识既可以与中国的文学文化实践形成互证互释的关系，又对中国之外的文学文化实践有启发意义。
倘果真如此，上述当代中国文论的诸种“分离”
情况当是可以避免的。
陈晓明接下来对如何学习西方进行了较为具体的阐发，重点提出了以下两点做法。
第一，走进西方文论史。
在文艺学学科教学与研究中至少要让“西方文论史”
与过去的原理型文论“平起平坐”
。
同时，特别要重视西方现代文论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
陈晓明认为，研究西方文论史时应该重视个案研究，对之做具体探讨，要像解读一个具体的文本一样对待西方文论。
简而言之，就是对理论进行“批评”
：“区别只在于，面对文学作品更多的是阐释审美经验感受，而面对理论文本和观点，要阐述的是这些理论的来龙去脉及其逻辑关系。
这些阐述不再有那么强的元理论观念，其批判性也不再偏执于意识形态立场，也没有那么强烈的建立什么具有民族国家标志之类体系的愿望。”
[52]
第二，要走理论的批评化之路。
我们知道，西方的理论，特别是现代的西方理论，大都是批评实践的产物。
其产生的理论一般都是阐释某一具体文学文化现象的理论，如新批评、结构主义诗学、精神分析学、女性主义等。
很少有去寻找所谓文学普遍规律、文学原理的理论。
简而言之，西方文学理论大多是批评流派。
这些批评流派往往具有阐释具体文本的能力。
因此，既然我们走的是西方文论之路，那我们切不可再去凭空建构理论，或依托某一元叙事话语反复地解释某一原理，而应该如西方文学理论一样成为批评化的理论，或者让理论批评化。
陈晓明于是称：“文学理论这门学科——如果它依然存在下去，并且势力雄厚的话，它应该更多地朝具体的批评发展。”
[53]理论的批评化选择既是缘于西方文论的事实，也是因为理论是知识，是有阐释力的知识，用陈晓明的话来说，它是“一项活生生的智力活动”
[54]，而非意识形态式的“宣传”
活动，更不是依靠权力禁锢人们自由思想的“禁忌话语”
和“规训”
活动。
[55]这就要求理论能够对具体的文学文化现象文本活动展开有效批评，并在此过程中发现真知，建构理论。
陈晓明所言两点甚为重要。
看得出来，他是针对“苏联模式”
的文艺学有感而发的，其意无非是要把文艺学的构型转变为西方文论模式，特别是现代西方文论模式。
然而，西方最新的理论模式大有被具有后现代气质的文化研究取代的嫌疑。
对此，陈晓明持较为理性而全面的看法。
他承认虽然文化研究具有一些值得肯定的地方，是文艺学研究一个有意义的突破，但它毕竟大大削弱了文学的色彩，同时似乎具有霸权特征，因此“不可能预示着当代文艺学的远大前程”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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