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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多年来，他都在按此观念，孜孜以求地建构政治批评[65]，可谓重建文艺学合法性较成功的个案。
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王一川。
二十几年前，他就有了“理论的批评化”
观念[66]，虽然其意不是反思文艺学学科，但是他表达了对文艺学发展新趋势的期待。
进入20世纪90年代，王一川较早意识到了文艺学学科的问题，并积极为之寻找出路。
他在具有反本质主义倾向、批评化色彩浓重的文学理论教材书写，兴辞批评的理论建构及批评实践等方面都有远见卓识。
他还曾将其主编的“西方文论”
命名为“批评理论与实践”
，这无疑是较早对西方文论走向批评化的认知及行动。
因此，我们不能否认王一川之于文艺学学科反思及合法性重构的积极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近年来，王一川又围绕艺术公赏力问题展开了批评实践，并建构了也许可名之为“艺术公赏力批评”
的“理论”
。
[67]虽然就学科体制而言，艺术公赏力问题似乎是艺术学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体认了文学的艺术性质，正视当今文学与视觉艺术（尤其是电影）的深刻关联，那么我们就不会否认艺术公赏力问题与文艺学的内在关联。
我们甚至可以说，艺术学学科和文艺学学科会因艺术公赏力问题而与美学美育发生实际的互动，并可能都会在文化批评转型中汇通。
因此，我们是可以将王一川的艺术公赏力理论研究与批评实践视作文艺学学科合法性重建的重要个案的。
[68]
总之，陶东风、王一川等学人晚近的研究与陈晓明的文艺学学科反思和重建形成了“回应”
。
[69]
当然，也有学人对陈晓明的意见不以为然。
著名学者钱中文先生就曾对陈晓明所谓的“苏联模式”
说提出了质疑。
在他看来，特定时期的文学理论教材在一定程度上是存有陈晓明所言之问题的，但这也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事情了。
80年代中后期，学界开始对“苏联模式”
文学理论教材进行清算，那时候的文学理论在“观念体系上、方法上、结构上，已经大大不同于过去，逐渐形成了开放的理论构架。
在重大问题的阐释上，它们与苏联体系完全是不同的，这大体适应了当前文学科学发展的水平”
[70]。
钱中文以文学本质问题的书写为例，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已经抛弃了“苏联模式”
的文学本质论，转而开始多元地理解文学的本质，并且找到了“文学自身最具有本质性的审美特性”
[71]。
同时，在钱中文看来，作为教材的文学理论不能及时阐明当前出现的文学文化现象，这是事实。
但他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当是文学批评的任务。
我们甚至不应该要求文学理论能够迅速对这些现象做出反应，毕竟“文学理论对于从文学现象出发到观念的提炼与形成，又需要一个比较各种评论的得失的过程，一个扬弃与积淀的过程。
所以难以指望从刚刚出现的文学时尚现象中，就能概括出一些普适性的原则，马上就写进文学理论教材”
[72]。
至于以专著论文为代表的“一般文学理论”
知识生产则早已摆脱了此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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