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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非教材的文学理论能够生产有效的文学理论知识。
[73]
我们认为，钱中文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教材文学理论的确已经不可与此前一概而论了。
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也是有差异的。
我们的确不能要求文学批评所生产的“知识”
马上进入文学理论教材进行讲授，但问题是，钱中文先生的意见并不足以驳倒陈晓明。
第一，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文学理论教材当然不完全等同于苏联模式，但问题是，它是在修正苏联模式，或对此模式进行再阐释，基本还是在维持此模式的前提下对其中某些具体的观念进行改造，并且是以另一种意识形态话语改造、替换苏联模式所依托的意识形态话语。
一定意义上，文学理论教材可谓进入了“后苏联模式”
。
其表现恐怕就是，仍有不少文学理论教材企图依托某一元叙事的意识形态话语为文艺“立法”
，却又没有能力提供批评文学的有效视点、方法，更遑论模式，以至于的确不能有效阐释文学，最终也就无法获取承认，只能实现表达个人愿景的效果。
[74]这与当代文学理论教材普遍没有基于对具体的文学现象进行批评，而后提升出理论，并最终实现批评的理论化的观念有关。
归根结底，则是因其未曾彻底地从“苏联模式”
中摆脱出来，尚未将文学理论研究规定为以生产有批评阐释能力的“知识”
为旨趣。
仅以教材体例而言，当前仍有不少“文学理论”
“文学理论新编”
类教材。
这些教材并没有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仍然在追求体系的完整性，以本质论、创作论、作品论、读者论、发展论等几大板块讲述“知识”
，但不联系具体的文学活动，以至于有学者说：“这样一种辐辏式较为完备地概括了文学理论的诸多问题，与此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学科发展封闭性的问题。”
[75]我们认为，其最大的封闭性就表现在，这样的教材文学理论其实就是在以思辨的方式和故有的教材或直接或间接地“对话”
，其差异往往源自各自所吸收的理论资源和观念的不同。
它们基本不与现实变动了的文学文化实践形成切实的互动。
而由于当代学科意义上的文学理论教材始自苏联模式，因此此一模式的教材便如幽灵一般地回旋在现有教材左右。
这当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有学者曾对1949年以来的文学理论教材进行了回顾和反思，在谈到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陈传才和周文柏《文学理论新编》、吴中杰《文艺学导论》这三本教材时，一方面肯定其“换代性”
，另一方面则毫不避讳地理性指出：“它们在词句、体例、框架、引文乃至个别分析中虽有刷新，但关于文学本质、特征、生成、发展、鉴赏、批评等的观点，却没有什么变化，从中可以发现蔡仪、以群理论的草蛇灰线，甚至还能找到季摩菲耶夫的影子。”
[76]陈晓明的反思因此值得肯定，因为它有助于当代教材文学理论对此一模式保持警惕，并最终从这一模式中自觉地走出来。
[77]
第二，关于教材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关系问题。
依据钱中文的意思，他似乎认为教材就是一些稳定的知识，这些知识是对文学基本问题的普遍性、规律性认知，而批评则是对具体文学现象问题活动的阐释，两者的转换似乎并不容易。
而且回到现实中，批评的问题和局限太多，也不能“留下什么实质性的东西来”
，因此，不应该进入教材文论之中。
看得出来，钱中文对批评是不放心的。
但在陈晓明看来，根本就没有关于文学基本问题的所谓普遍性、规律性知识，有的只是对于具体文本现象问题有效阐释的知识，而且这些知识正是来自批评实践。
因此，即使教材不讲述“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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