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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也应该对这些“稳定”
的理论做事件化的理解，将它与语境联系起来，特别不能忘记其与批评的内在关联。
再回到一般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实际情状来看，我们认为，陈晓明的思考也是有针对性的。
这里不妨指出当前依旧突出存在的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我们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主要对一些基本文学问题进行玄想、思辨。
其中最优者无非是能够做到有学理，有逻辑说服力，是读之却不觉得这是“文学”
的“理论”
。
[78]它只是在“文学理论学”
的层面上与文学有点关联，具有一定的存在理由。
[79]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类文学理论因其“知识”
品质较低而往往不具备传世功能，以至于我们在书写文学理论史时，常常为言说的对象犯愁。
我们往往很难发现一个概念范畴、一种思想观念、一种批评方法甚至一篇有原创的论文是中国文学理论界的。
这对于研究者个人而言，恐怕也是或悲剧壮美或荒诞虚无的事情，即从事一辈子的所谓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结果却没有办法在文学理论历史上留下哪怕只言片语。
很多学人一旦停止著述，就会开始被人遗忘。
同时，这样的文学理论知识更遑论辐射到其他学科了，即使对文学学科之内的二级学科都鲜有影响力。
第二种情况是大多数文学理论研究著述是在对西方某一知识做注解。
注解当然是有必要的，但问题是我们不能就此留步，而应该在理清文脉的基础上学会知识生产的技能，最终生产出可阐释当下中国文学实践的知识。
或者说，要有能力从本土的批评实践中创制有效的知识。
如果上述情况确实存在，恐怕我们的确要先承认“苏联模式”
的存在。
即使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们已然在摆脱这一模式，但毋庸讳言，我们需要继续加大对这一模式的反思，进而用陈晓明所言之方法去解决问题，即先好好地学习西方文论，待自己上路了，再来生产自己的知识。
当然，学习西方文论不是简单地移植介绍，更不是沾沾自喜于自己因外语好而能够即时做“传声筒”
，更好的做法恐怕是通过学习回到自身的语境和问题中，从批评实践出发，而后生产出与文学有内在关联的理论知识。
[80]实际上，不少学人已经在这样做了，陈晓明因此强调说：“文学理论正在最大可能地吸取国际学界的成果，这是一个艰难且需要胸怀的漫长过程。
真正在理论的同一层次和水准上对话，才有学术的创造性发生。
而对这一领域而言，只有文学批评可以抹去理论的民族身份，因为理论资源可以共享，可以面对不同的文学文本。
例如，某些具有民族身份特征的文学文本的探讨，会使人们处在同一学术层次上。
如果只在理论原创性上过分强调民族身份，强调东方西方的对立，这不会有结果。
因为，中国长期被一种元理论话语支配，要在短期内有理论的原创性，那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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