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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但该教材也有一些局限性。
例如,它以感性修辞论为核心概念,因具有中国特色和个人化色彩,与追求普遍性、稳定性知识的教材不吻合。
陶东风的教材在追求历史多样性和使用中西比较方法上有特色,并试图建构具有历史性和地方性的文艺学知识体系,但该教材在实际的写作中并没有完全落实好这个目标。
[89]
在分别细读这三部教材之后,张法指出了它们共有的问题。
三本教材都试图接受和理解世界主流学术的核心观念,即后现代思想,但最终“三本文学理论新著在运用西方最新理论的时候,不是走向了西方最新理论的反面,就是运用得力不从心,甚至南辕北辙”
[90]。
张法指出,中国文学理论是“整体逻辑性”
的,西方文学理论虽然也有体系性,但更有流派性。
而且,由于流派的存在,加上西方理论与批评关联密切,因此文学理论很容易走向后现代性。
中国的文学理论由于缺乏流派,也非产生自批评,所以很难切实地实现后现代性,这就是三部文学理论教材很难用后现代性观念结构文学理论的重要原因。
最后,张法对中国文学理论进行了全球视野下的反思,指出了中国文学理论在知识层面上的几点不足。
一是由于在中国,起重要作用的世界史框架没有形成,因此进行宏大叙事很困难。
中国从先秦以来的文学理论传统,以及始自王国维、梁启超的现代传统很难进入文学理论教材书写之中。
二是与西方相比,中国缺乏流派型的文学理论,这导致西方的流派理论很难进入我们的教材文学理论,我们往往把流派文学理论看成流派理论史。
三是中国文学理论缺乏“本土资料”
,我们似乎一直在追赶西方先进的理论。
[91]
张法的反思非常有价值,虽然他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文学理论知识重建的理念与做法,但其反思无疑可以推进文学理论教材的“深入、扩展、前进”
。
他在让我们看清楚百年来教材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状况的同时,也让我们获得了一些启发。
简而言之,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我们的文学理论教材目前不可能完全用古代的术语范畴来书写,甚至难以用其作为主导范畴。
这是因为中国现代性的进程并不具有自主性,在世界史中不占主导作用。
其二,文学理论模式与文化精神和现实语境需要有关。
例如,1949年之前的文学理论之所以最终会被苏联模式替代,就是因为苏联模式符合中国文化的精神和现实需要,而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无疑是那个时代的表征,其中西方理论的阙如就是明证。
回到当下,我们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应该意识到自身的复杂处境,更应该对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场域特点展开分析,这样才有可能更为自觉地应对教材文学理论的危机和挑战。
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可完全抛弃现有教材的书写经验,反而应该在继承各类教材长处的基础上,逐渐完善之,既而生产出更有个性但又有普遍性的好教材。
其三,好的教材文学理论应以言说可批评阐释文学文化现象的知识为主。
这就要求一般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要从问题出发,关心本土文学文化现象,生产出与之互证互释的知识。
借此,教材文学理论才有可能获得本土的理论资源。
余虹也对文学理论进行了知识学的反思。
这里我们仅述评其关于文学理论知识生产机制问题的讨论。
为了了解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机制,余虹首先对文学理论的知识特性进行考察。
依其之见,文学理论知识具有寄生性的特点。
也就是说,文学理论并不是独立的理论,而是寄生在其他理论之中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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