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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他描述道：“古往今来的文学理论或者是哲学的，或者是神学的，或者是社会学的，或者是伦理学的，或者是政治学的，或者是历史学的，或者是语言学的，或者是心理学的，而从来就没有脱离诸‘学’的文学理论。”
[92]余虹所指出的这种寄生现象，也被诸多学者发现并指认。
李春青就曾将这种现象命名为“文学理论的中介性”
，其意与余虹几近相同。
[93]文学理论知识的寄生性实际上是牵涉到知识品质的一个问题。
有研究表明，知识品质由三个变量决定：第一，积累性；第二，解释力；第三，对其他学科的影响度。
这三个方面越强，知识的品质就越高，自主性也就越强。
[94]文学理论的寄生性说明文学理论知识的品质不高，自主性不强。
它往往依托其他学科的知识，受学科之外的因素影响较大。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余虹认为主要因为文学理论的论说对象既是综合的，又是分化的。
这就使得文学成为诸多学科的研究对象，而非专属于文学理论。
那么，文学理论的寄生性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余虹将这一问题引入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秩序的讨论中，最终目的是反思现有教材文学理论的知识建构问题。
在余虹看来，文学理论的寄生性使得文学理论的论述工具和学理逻辑由它所寄生的理论提供。
对此，他举柏拉图等人的文论为例予以了说明。
我们知道，柏拉图的摹仿概念并不是其诗论的专属概念，而是论述一切经验现象的哲学概念。
依柏拉图之见，其他事物也是摹仿理式，诗歌只不过是对其他事物的摹仿，因此，诗歌是低级的摹仿。
离开了对柏拉图哲学的理解，我们就不可能弄懂柏拉图的诗论。
如果一改柏拉图的摹仿这一哲学概念的内涵，整个柏拉图的诗论就会随之改变。
稍微了解一点西方文论史就会知道，亚里士多德的诗论之所以与柏拉图的诗论相异，就是由于其背后的哲学观念存在分歧。
于是余虹得出结论说：“文学理论的危机与冲突多不是来自内部而是来自外部，准确地说来自它寄生的理论。”
[95]余虹接着指出，依托不同理论的文学理论虽然可以在特定历史时期被其他文学理论所取代，但在学理上不可取代。
同时由于各种文学理论所依托的理论不同，因此冲突是必然的。
整个西方文论一直在发生这种冲突。
冲突有内部和外部的区分，共同之处是它们都有助于拓展理论空间。
不同之处在于，内部冲突的双方可以兼容，是对原有理论的丰富；而外部冲突的双方不可兼容，是对原有理论的否定。
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机制及知识秩序与这种矛盾冲突有内在关联，换言之，文学理论依托的理论运动是影响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秩序及其走向的因素之一，另一个因素则是社会历史语境。
但在余虹看来，理论依托是比社会历史语境这一因素更为隐蔽的因素。
甚至可以说，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秩序的更替转换和创新发展更多的不是社会历史语境的引导，而是由其依托的学理的变迁所主导的。
余虹接着以文学理论教材为例予以说明。
例如，新时期之初，蔡仪的文学理论教材依托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具有高度统一和学理自洽的特点，因此具有极大的排他性，“以至于很多中文系毕业的学生要花多年的时间才能摆脱遮蔽而一见文学理论的多元景观”
[96]。
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教材，由于依托的学理大多是黑格尔式的辩证法，因此具有兼收并蓄的特点，显得更为开放多元。
但这类教材依托的学理太多，互相之间甚至有不兼容之处，一如主编与撰写者之间存在差异而不兼容一样，并且这类教材又往往试图用一种学理来综合其他学理，掩盖各种学理之间的不可兼容性，这就导致了学生在学习这类教材时“获得的知识只是一堆糨糊”
[97]。
由于中国文学理论的资源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西方，因此余虹对西方文学之思的知识传统进行了细读。
他分别考察了三大思路，即神学路径、人学路径和语言学路径。
在他看来，这三大思路不可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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