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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他的学术历程看，王一川也是受惠于西方理论的。
他曾提及阅读詹姆逊的书和去牛津访学对自己的学术研究的重要影响。
参见王一川：《读一本书，行万里路》，载《中国教师》，2003（7）。
[69]陈晓明所言简单来说包括两个方面，即学习西方理论和走批评化道路。
考察王一川、陶东风近十年来的成果，我们发现他们三人在此问题上观念较为一致，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70]钱中文、刘方喜、吴子林：《自律与他律——中国现当代文学论争中的一些理论问题》，30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高建平也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一轮西方文艺思想热，则在于打破已建立的体系，特别是以俄国文艺理论为基本框架的体系”
。
参见高建平：《全球与地方：比较视野下的美学与艺术》，8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71]钱中文、刘方喜、吴子林：《自律与他律——中国现当代文学论争中的一些理论问题》，30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72]钱中文、刘方喜、吴子林：《自律与他律——中国现当代文学论争中的一些理论问题》，30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73]参见钱中文、刘方喜、吴子林：《自律与他律——中国现当代文学论争中的一些理论问题》，304～313，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74]从这个方面看，强调文艺学学科的问题不在于思维方式上的本质主义，而在于某种特定知识生产机制、意识形态的元叙事模式等说法则是有道理的。
参见支宇：《反本质主义文艺学是否可能？——评一种新锐的文艺学话语》，载《文艺理论研究》，2006（6）；李自雄：《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反本质主义批判的批判》，载《学术探索》，2009（3）；李自雄：《反本质主义的错位与文学本质的重新言说》，载《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5）。
[76]李珺平：《文艺学学科建设与教材建设的思考》，载《文学评论》，2002（1）。
[77]进入21世纪以来，也有不少教材因学科反思而自觉走出“苏联模式”
。
其中较有影响力的有南帆主编的《文学理论新读本》（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此后南帆又在此教材基础上出版了新版本的《文学理论》）、王一川的《文学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王一川另有与此教材理念相似的《文学理论讲演录》）、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值得提及的是，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新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新编文学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亦是自觉走出“苏联模式”
的教材。
但由于种种原因，如在教材文学理论反思中童庆炳主编的另一教材《文学理论教程》曾被选为研究对象，因此童庆炳主编的该类教材的新意似乎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对此，我们有必要参考吴子林在《从“建构”
到“解构”
——新时期以来童庆炳文学理论教材编纂思想研究》（《当代文坛》2013年第1期）中的观点。
另外，可参考吴子林《童庆炳评传》（黄山书社2016年版）一书第九章的相关论述。
[78]这里不妨顺便提及的是，这样的玄想思辨生产出来的知识还往往注重所谓的体系，一如苏联模式的教材追求完备的体系。
我们认为要警惕这种体系性的写作。
这一点已被不少学人指出。
有学者曾以文学理论发展为例反思道：“所谓‘发展’被理解为建立一个准形而上学体系，它隐含着对理性、现代性问题的黑格尔式解释。
这与中国传统文论的思维方式和话语实践方式不同，也与20世纪以来西方人文学科的发展趋向不同（反本质主义的、反形而上学的），无法有效地吸收这两种精神营养。
进一步，问一问，谁需要这种体系的知识？它是一种什么类型的知识？这种知识是干什么用的？它是如何在历史中形成并被体制化的？这种体制化的结果是否影响、限制了我们的理论创新的思考？这只是一部分理论家的需要，还是实际历史中的文学研究实践的需要？体系化，意味着已经有一个成熟的东西存在了，已经有一个生动的、具有生命力的、对话语实践具有解释力的理论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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