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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这足以见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的思想路线对于文艺学学科发展的重要价值。
曾繁仁还以文论的“时空错位”
为例进行说明。
西方后现代文论虽然可能与我们有“时空错位”
，但后现代文论本身也是复杂的，既有解构的后现代，也有建构的后现代。
建构的后现代能够满足我们的现实需要，对于我们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解决错位的重要途径不是拒绝一切后现代，而是从中国的现实与语境出发，有针对性地去借鉴。
换言之，只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就能合理地对待西方文论，解决所谓错位问题。
曾繁仁因此指出，中西文论的关系总体而言处理得较好，中西文论的交流对话比较健康，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始终是在新时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的指导之下”
[7]。
其次，不可忽视西方文论的重要作用，对西方文论要“给予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
曾繁仁首先肯定了西方文论的重要作用。
他列举了西方文论之于中国文论发展所起到的三个方面的作用。
一是它“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
。
毋庸讳言，新时期初期，由于苏联模式的文论限制了我国文论的发展，因此首当其冲地就是要摆脱机械唯物论的文论。
此时引进的西方现代文论，由于具有突破“主客二分”
思维模式的特点，对于机械认识论文艺观念也嗤之以鼻，因此正契合我们的需要。
于是，它与重新研究阐发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一起，最终使我们的文论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实践观的理论基础之上，实现了现代转型。
曾繁仁还对新时期以来在文论的哲学基础之由“物本”
到“人本”
，再到“主体间性”
的轨迹转变过程中，西方文论所发挥的积极影响进行了肯定。
同时，他还考察了西方文论对于新时期以来的文论“由外向内”
转变和“由内向外”
转变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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