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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西方文论有力地促进了“思想的解放，视野的拓宽，使我国当代文论呈现出从未有过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多元共存的良好态势”
。
当代文论良好发展格局的存在，不能否认制度所让渡的公共空间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也不能否认西方文论起到的直接作用。
若没有西方文论在知识形态上的“众声喧哗”
，当代中国文论的“百家争鸣”
状况恐怕难以出现。
就此而言，曾繁仁的观点是符合实际的。
三是在西方文论的影响下，我们找到了我国当代文论发展的古今中外综合比较的发展道路和方法。
与此同时，曾繁仁也意识到，我们虽然引进了较多西方文论，但是存在吸收不够的现象。
我们并没有借此完成有中国特色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建构。
最后，始终不忘如何建设当代中国文论，这无疑是文学理论学科发展的目标。
在曾繁仁看来，在新时期西方文论的影响下，我国文论界使用“综合比较”
的方法来发展中国当代文论，是“非常重要的成果”
。
换言之，西方文论的引进，其根本目的还是帮助我们更好地建设当代中国文论。
同时，回顾学科发展三十年的历史，其目的也是更好地建设今天的中国文论。
我们可以看出，曾繁仁始终以如何建设当代中国文论作为问题意识。
依其之见，当代中国文论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具体而言，要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的思想路线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的方针指导下，走有中国特色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之路。
我们认为，就西方文论之所以能够对中国文论发挥重要作用而言，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不可想象的。
为此，继续回到现实语境中，从实际出发，更为自觉地学习西方文论，既而找到一条有益于当代中国文论发展的道路，这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和旨趣目标是契合一致的。
应该说，曾繁仁对新时期西方文论影响下的三十年文论发展史的描述和评说是符合事实的。
他对西方文论的重视和公允的评价，尤其值得当前某些对西方文论持偏见的学者重视。
他所总结的学科发展经验和成绩也是非常值得我们珍惜的。
虽然在万余字的论文中，他不可能做到更为细致地结合社会文化语境反思这些经验和成绩之所以可能的社会条件和学理原因，也因故没有批判性地提出学科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但这些较为合乎文论发展实际情况和应然存在的肯定性观点，对于一个学科的持续健康发展来说已然有重大价值。
因此，这种类型的学科反思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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