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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文学公共领域的界定，我们可以认为，没有文学公共领域的存在，就不可能有文学自主性，也不可能有文学公共性。
文学公共性与文学自主性并不是矛盾的关系，相反是高度契合的关系。
判断有没有文学公共领域的存在，关键要看文学公共讨论的空间是否不直接受国家权力的干预而具有相对的自主性，同时，参与文学公共讨论的主体是否可以独立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
否则，无论怎样广泛而公开地发动群众参与，以至于形成群众性的文学运动，恐怕都不具有公共性。
毋庸置疑，1949年以来的文学理论领域，发生了诸多文学运动，如形象思维问题的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讨论、电影《武训传》批判等。
然而，这些文学运动是否形成了文学公共领域，彰显了文学公共性？在陶东风看来，答案是否定的。
原因很简单，这些文学运动是由国家权力机关发动的，这倒在其次，关键是这些文学运动往往“统一制定了不允许质疑的文学理论”
，也就是参与讨论的公众不能独立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即使出现短暂的“大讨论”
，最终这些运动式的讨论也都会迫于形势而放弃理性辩论，所谓“较佳论证”
更不会被理会，甚至在必要的时候会有场域外的权力直接干预，把体现国家意志的“意见”
钦定为“真理”
。
当然，这些文学运动也往往不允许其他异见存在，其骨子里对多元、差异、私人的空间充满了敌意。
例如，形象思维问题在双百方针的语境下被“自由”
讨论了一下，就被郑翘楚的结论统一了意见。
他指责肯定形象思维的观点是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
这样上纲上线的结论，无疑借助了权力的威慑力。
这表明文学运动放弃了自主的逻辑，而直接运行了另一套逻辑，原因是文学领域没有与国家权力相对分离，当然也就不是文学公共领域，遑论彰显文学公共性了。
陶东风因此写道：“那个时期的文学理论界看起来很热闹，‘争论’不断，而且采取了群众运动的方式，但这种‘争论’和‘讨论’几乎都是在复制自上而下贯彻的文学主张。
这里面既没有建立在个体差异性基础上的多元性和复数性，没有建立公民社会基础上的真正的参与（只有跟风的义务而没有不参加的权利），也没有理性地、批判性地发表不同意见的自由。
其高度的统一性恰恰意味着文学公共领域的阙如，当然也意味着整个公共领域的阙如。”
[9]陶东风的判断应该说是符合实际的。
有学人曾在评论《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时说，它“标志着文艺界和学术界的‘公共空间’从此残缺不全。
这并不是说新中国此后就不存在文艺论争与学术争鸣现象，而是说从此很少再是纯粹性的平等讨论和自由争鸣，文艺思想和学术文化的争论往往夹杂着令人震撼的政治意识批判”
[10]。
之所以当时的文艺批判运动会如此，一如陶东风所指出的那样，根本上说，是由改革开放前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结构决定的。
[11]那时，国家与社会并未发生相对分离，同时文学领域不可能形成文学公共领域，文学自主性也就不可能形成。
文学理论的目的恐怕也不是生产知识，而是宣传文艺政策。
第二，文学的公共性与私人性。
公共性与私人性之间并不是简单的敌对关系，似乎有了公共性就不能有私人性。
这一点往往被我们误解。
事实上，公共性与私人性之间一方面是敌对的关系，另一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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