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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文艺学学科的知识生产是人文学科的知识生产，因此，不能停留于是什么的问题，或者在搞懂是什么的问题时，必定要在此基础上介入思想和价值观念，有形而上的思索。
换言之，文艺学学科知识生产只有有“思”
，才会深刻，才会有人文性。
在杜书瀛看来，百年来的文艺学研究往往缺少哲理深度，抽象得不够，也就是偏于知而轻于思，知与思没有做到更完美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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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杜书瀛的文艺学学术史书写非常专业，据此引发的反思也很有价值，其中最为珍贵的恐怕是他所指出的文艺学学科发展要赓续现代传统。
这甚至是他研究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的根本原因。
我们认为，突出现代传统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这里我们就以此为重点进行一番简要讨论。
我们先来看看关于当代文论的时段划分问题。
毋庸讳言，学界关于当代文论时段划分的理解至少有两种。
第一种，是约定俗成地将1949年或1942年以来的文学理论视为“当代文论”
。
这给人造成的印象是“当代文论”
与“现代文论”
有别。
如果根据文论历史发展背后的“政党政治史”
的异质而将两者区分开来，也未尝不可；但因此否认当代文论与现代文论的关联，甚至认为当代文论要有别样的现代性，这恐怕是不合适的。
无论将现代作为简单的时段，还是将当代与政治史关联起来，我们都不否认，作为文学理论的现当代，其实都是或者都要追寻现代性。
换言之，中国文论自“五四”
以来就走向了现代世界，已然在世界文论场域中存在。
这是我们无法否认的事实，也是未来发展的趋势。
为此，杜书瀛将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视为一个整体，认为它从古代的诗文评转变为现代形态的文艺学，这是非常有见地的。
也正因此，我们不能过于强调现代文论与当代文论的异质性，以至于忘记了现代文论开启的现代性新质，而且这新质不可能不为当代文论所继承。
即使当代文论在实践中出现了偏差，那也得认为正是因为它违背了现代文论传统。
著名学者钱中文曾主张用现代性为理论视域观照中国20世纪文论，并认为已经形成了现代文论传统。
钱中文还一再强调，当代文论建设只能以现代文学理论为基点。
[41]其观点与杜书瀛一致，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第二种，是将“当代”
约定俗成地视为“当今时代”
，而后特别强调“当代”
文论建设要有“中国特色”
。
为了强调有“中国特色”
，有学人往往不加反思地忽略现代文论传统而主张直接回到古代文论传统，甚至在用语方面都要求恢复古代汉语，似乎如此才足以表明其“中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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