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一秒记住【畅想小说网】地址：http://www.cxtra.net
。
[42]倡导“中国性”
，甚至在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中涵濡浸染固然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但问题是，已然进入文论世界史的中国文论，不能再臆想回到纯粹的中国古代，试图去那里寻找自我认同的“中国性”
。
实际上，中国古代并不是铁板一块的，它那里既没有纯粹的中国性，也没有能力独自代表中国文论的“身份”
。
为此，杜书瀛强调当下要建设的文论应该是“有中国特色的”
“现代”
文论，这是非常有见地的。
他说，研究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就是要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艺学服务”
[43]。
杜书瀛曾自觉地联系世界历史来讲述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并且指出：“现代形态的文艺学，就是这样诞生、成长和发展的。
这个过程现在仍在继续。”
[44]因此，我们在强调“中国特色”
的同时，切不可忽视杜书瀛所言及的“现代”
二字。
王一川更是径直用“现代文论”
来总括百年中国文论。
[45]总之，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我们把上述三种时段的文学理论学科历史书写纳入学科反思的问题框架中予以述评，是非常有必要的。
其一，它可以让我们明了文学理论学科知识生产的得失，既而更为自觉有效地展开文学理论知识生产。
其二，如果不将它纳入学科反思的框架中叙述，我们往往理解不了这些研究成果，比如贴上论题宏大论证浮泛的标签，或者与空疏的学风扯上关联。
而一旦我们明白其反思的意图，则可免去这些不必要的误解。
其三，对于学人自身而言，这种研究往往是个人的学科历史，而这种历史的书写在表明其学术的自觉外，还提供了人们观察文学理论学科历史书写的一个视角，甚至是一个真正的历史视角，因为大多的文学理论学科历史书写往往杂碎拼贴而并没有自觉的历史观。
鉴于此，我们有必要重视这种以书写学科历史的形式来展开学科反思的做法。
[1]这里需要说明三点。
其一，这里所谓百年、六十年、三十年都是文献内指的时间，而非文献发表的时间，更非笔者撰写本书的时间。
其二，除了百年、六十年、三十年之外，尚有十年时段、二十年时段、五十年时段等少量总结与反思的研究文献。
例如，钱中文：《在蜕变中：新时期文学理论十年回顾》，见《文学理论：走向交往与对话的时代》，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刘小新、王伟：《新世纪十年文学理论回眸》，载《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汤学智：《辉煌的20年——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述评》，载《社会科学战线》，1998（1）；张婷婷、杜书瀛：《新时期文艺学反思录》，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杜书瀛：《新时期文艺学前沿扫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其三，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仅选择了非常有限的几种文献，这也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2]三十年时段的文艺学学科回顾与反思的文献较多，其中重要的有钱中文：《文学理论三十年——从新时期到新世纪》，载《文艺争鸣》，2007（3）；童庆炳：《政治化—学术化—学科化—流派化——从三十年来文艺学学术的发展看高校学术组织任务的演变》，载《江西社会科学》，2007（3）；童庆炳：《延伸与超越——“新时期文艺学三十年”
之我见》，载《文艺争鸣》，2007（5）；王元骧：《当今文学理论研究中值得认真思考的三个问题——文学理论三十年的回顾与反思》，见《论美与人的生存》，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董学文《近三十年我国文学理论的“转型”
问题》，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4）；董学文：《近三十年中国文学理论的趋势》，载《文艺争鸣》，2007（7）；董学文：《怎样总结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历史》，载《甘肃社会科学》，2007（4）；董学文：《文学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问题》，载《高校理论战线》，2008（3）；董学文：《新时期文学理论回顾与反思的几个问题——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载《社会科学战线》，2008（9）；董学文：《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的基本经验》，载《高校理论战线》，2008（10）；鲁枢元：《河东，河西——也谈文学理论三十年》，载《文艺争鸣》，2007（9）；马龙潜：《论新时期文学理论发展进程回顾和反思的思想理论基础》，载《甘肃社会科学》，2007（4）；周平远：《从“泛学科化”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章继续阅读！若浏览器显示没有新章节了，请尝试点击右上角↗️或右下角↘️的菜单，退出阅读模式即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