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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年年岁岁循环往复，枉费了多少人的青春岁月。”
[9]为此，许明呼吁要把文艺学建设成为具有反思性的学科，也就是科学的文艺学。
这种科学的文艺学的知识生产是被纳入有效的学术评价体制之中的生产，其生产者对自身的思维状态有着自觉的意识，对知识生产史有较为清晰的把握，对学术问题不乏敏锐、真实的判断。
通过上述简要的介绍，我们可以发现这三种文献虽然在形态上各有其异，如在叙述上《走出审美城》更为厚重，《80年代中国文艺学主流话语的反思》更为敏锐，《作为科学的文艺学是否可能？》更有个性，但是它们都不约而同地回到新时期以来的当代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史中反观自身，都试图在这种反观中考察出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运作逻辑、场域情状及其关系。
而且，在反思的同时，这三种文献都试图突破、优化和推进既定的学术研究范式和体制，力图生产出更为有效的文学理论知识。
三种具有相似知识型的文献在同一年出现，这委实有些蹊跷，值得学界思考。
这里，我们要指出的是，以上述三种文献为代表的这种具有反思性的文学理论，推动并开启了反思性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范式的生成，对此后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依然在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中散播，已然参与了当代文学理论知识的再生产，甚至成了知识生产者的一种结构性的力量。
为此，也可谓塑造并敞开了对文学理论的未来这一问题的一种回答路径，这就是文学理论的未来已然在走向反思性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
这种看法是有较多事实依据与理论支撑的，不妨述之为以下几点。
首先，1999年以来的文学理论知识共同体生产了一大批基于该学科的反思性知识，积累了不少与此相关的文化资本与话语权力，对所在学科造成了较为巨大的冲击，从而引领了文艺学学科研究范式的反思性走向。
这里不妨以陶东风为例。
可以说，陶东风就是这种反思性走向的主要引领者。
在写作了《80年代中国文艺学主流话语的反思》之后，陶东风继续发表了《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跨学科文化研究与批判的知识分子：兼论文化研究对于文艺理论的挑战》《文艺学知识的重建思路》《反思社会学视野中的文艺学知识建构》《告别花拳绣腿，立足中国现实——当代中国文论若干倾向的反思》《走向自觉反思的文学理论》等一系列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论文，并主编了几种有自觉反思意识的文艺学著述，如《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当代中国文艺思潮与文化热点》等。
这些反思性的文艺学知识大有取代那些非反思性的、本质主义的文艺学知识的趋势，从而为文艺学知识生产走向科学实践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也正因此，才引发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界一系列与之相关的学术热点与学术争鸣。
诸如影响较大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之争、文学理论的边界之争、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之争、文学理论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之争、文学经典的稳定性与开放性问题、文学理论走向文化诗学的建构等，这些都可谓与以陶东风为代表的学人所生产的反思性文学理论知识有关，已然成了无须争辩的学术事实。
其次，近年来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领域受布迪厄反思社会学知识与方法的再生产性影响甚为明显。
诸如场域、习性、资本、误识、利益、建构、符号暴力等，一大批布迪厄的术语业已成为当下文学理论领域中的学术关键词。
例如，有学者就在文艺学著述中直接言明受到了布迪厄的影响与启发，甚至提出了将反思文艺学作为一门课程的主张。
[10]值得一提是，这种布迪厄式的反思性由于力倡关系主义、反唯智主义、反权力、建构主义等具有一定反思现代性的知识与价值目标，因此很容易与福柯的话语理论、罗蒂的后哲学文化观念等后现代主义思潮这一同样具有反思现代性的知识与思想耦合，而这种后现代主义的知识与思想早已在中国文艺学知识场域中占有一定的位置，因此，反思性很容易渗透进文艺学学术场域中，成为其习性并生发出反思性的文艺学。
同时，从这个角度来说，反思性文学理论的展开也是较有学理依据的。
最后，反思性文学理论研究已经逐渐得到学术场域的关注与认同，并逐渐走向体制化与合法化。
这可以从一些知识事件中得到明证。
例如，陶东风主编的具有反思性的文艺学教材已经走进了大学课堂，并多次再版；北京师范大学李春青和赵勇讲授了当代文学理论的学科反思课程，并且借此出版了相应的研究生教材[11]；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也有学者运用反思性的方法在课堂上讲授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张未民先生等人不仅在其执掌的国家级核心刊物上发表有关反思性文艺学知识的论文，而且还专门将其编选为《新世纪文艺学的前沿反思》一书出版。
为此，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共同体已然走在了反思性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之路上。
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不可能完全走出这种知识生产范式。
毕竟它巨大的知识生产潜力还没有得到完全的发挥。
它还没有成为某一场域的专一主人而引起力量的分化，因此还不会造成知识结构与思想场域的大动**。
出于这种判断，我们认为文学理论的未来与反思性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之间还有一段和平共处的好时光。
然而，为什么要走向反思性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究竟什么是反思性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反思性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如何成为可能？对诸如此类的问题，上述几种文献都有不同程度的回答，只是这种回答本身也需要被理解和建构。
为此，我们有必要在阐释中承继其路，并与之一道做些力所能及的相关工作，以接着讲的方式参与到当代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之路的延伸乃至筑就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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