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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说，与思想史关联甚密的文学理论不可能摆脱后形而上学思想的影响。
仅以知识真理观而言，后形而上学知识型认为知识真理不是主客二分的认识发现，而是亦主亦客的阐释所形成的意见。
这种意见表明，那种绝对、单一、永恒的本质、规律是虚构的存在。
在这种观念的塑造下，文学理论所意欲追寻的真理形态也就必然地要发生转换了。
简单说来，文学理论所追问的知识形态不是那种实体性的真理，而是那种具有阐释意味的意见。
既然如此，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就应该去除真理崇拜。
然而，当我们回到现实中，却发现20世纪80年代所形成的文学理论知识观念依然在不合时宜地以绝对真理的形式再生产性地参与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之中，这就“严重地束缚了文艺学研究的自我反思能力与知识创新能力”
[16]。
在这种情况下，一种针对于此的反思性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便应运而生了。
其实，穿越形而上学的迷幻而入住后形而上学之家，可谓文学理论知识转型的内在诉求，因为不如此，文学理论就会发生知识合法性危机。
这一点，早已有学人提及：“文学理论发展到后形而上学时代或后哲学时代，主体性标准、理性标准、科学标准等显然过时，不足以充当当今文论知识的合法性依据。”
[17]的确，主体性、理性、科学性等表征着真理可以离开海德格尔所强调的“此在”
“存在”
的形而上学思想，如果继续在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之中发挥再生产性的效用，那么造成文学理论的知识合法性危机就是必然的了。
因为如海德格尔所言，离开存在的真理是不存在的。
“唯当此在存在，才‘有’真理。
唯当此在存在，存在者才是被揭示被展开的。
唯当此在存在，牛顿定律、矛盾律才在，无论什么真理才在。
此在根本不在之前，任何真理都不曾在，此在根本不在之后，任何真理都将不在。”
[18]海德格尔要追问的是一种后形而上学的存在论的真理，而不是那种主客二分的认识论的真理。
存在论的真理是超越对象性意识的、守护着那看不见的世界的、拒绝遵循目的—手段逻辑的真理。
而认识论的真理会使世界丧失意义，使世界变得算计化、技术化和工具化。
这样的世界，又如何可能有文学和文学理论呢？为此，后形而上学的存在论的真理才是文学和文学理论所追寻的真理。
反思性文学理论正是一种钟情于后形而上学真理的理论，从这里，我们便可以看出反思性文学理论的兴发是有思想史理由的，那就是受后形而上学的召唤，或也可以说，是为了在后形而上学时代赋予文学理论以知识合法性而生成的一种知识话语。
第二，是为了回应社会科学的冲击。
随着现代化在新时期以来中国的散播，一个现代性的社会逐渐得以形成。
但是，这个形成中的社会并不是铁板一块的实体化存在。
例如，20世纪80年代与20世纪90年代就有相当大的不同。
20世纪80年代，呼唤现代化是主导性的话语形态，此时更具感召力的人文学科占据着主导性的位置。
进入20世纪90年代，现代性反思是主导性的话语形态，此时更具分析阐释力的社会科学的话语优势便逐渐凸显，甚至成为支配性的力量，对人文学科的知识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汪晖曾对社会科学的自主性建构中存在的压抑性进行了较为合理的评析：“社会科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体系进入中国的过程，伴随着一种制度性的实践。
通过现代国家的制度性实践，特别是现代教育制度和科学研究制度的实践……原有的知识和语言的有效性逐渐丧失了。
例如，如果我们用佛教的语言或者道教的语言讨论当代社会问题，那么，这种讨论至多被理解为个别人的意见，作为一种解释社会的系统知识则是无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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