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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意义问题实为公共性的问题。
[46]
如果我们认同阿伦特的看法，那么我们的确可以说，所谓“私人形而上学的价值意义问题”
，其实是一公共事件，是应该予以科学认识的。
[47]为此，反思性文学理论对文学所表达的意义社会科学化乃至公共化就是有道理的了。
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文学彻底是公共领域的存在了呢？的确，不可否认，文学可以作为私人领域存在，只是这里我们强调的是文学与公共性的关系。
我们依然接受的是阿伦特的看法：“行动者和言说者就需要技艺人在其最高能力上的帮助，即艺术家的帮助，诗人和历史编纂者的帮助，作家或纪念碑建造者的帮助，因为没有以上这些人，他们行动和言说的产物，他们上演和讲述的故事，就根本不会存在。”
[48]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是要讲述与公共领域有关的故事的，文学也正是这样参与到公共领域之中的，如此才能生产出与人生关联起来的意义。
这难道不是赋予文学意义价值吗？[49]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指认的反思性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科学性以及所持有的将反思性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看作文学理论的未来这一未及深思的想法，无论如何也是需要再反思的。
毕竟任何人都无法摆脱自我习性，难免会陷入一种非反思的陷阱之中。
[1]需要说明的是，此类文献还有一些因篇幅所限未加讨论，如饶芃子的《借异而识同，籍无而得有——对文艺学学科的反思和展望》（《江苏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杜书瀛的《内转与外突——新时期文艺学再反思》（《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方法论”
热——新时期文艺学的反思之一》（《文艺争鸣》1999年第1期）、《新时期文艺学反思二题》[《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等。
此外，我们这里凸显了1999年的文献，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将1999年本质化、神秘化，认为它有着命定的本质。
相反，我们认为恰恰是由于相似文献的结构性出现，使这一年被建构成了具有阐释可能性的年份。
我们只是将它视为一个阐释单位，而作为阐释单位的1999年，与此前此后的年份点是有关联的。
简而言之，我们没有讨论1998年、2000年等1999年前后的年份所发表的相关文献，但这不代表我们没有将其纳入视野中。
比如，我们也关注了1998年杜书瀛发表的《新时期文艺学反思录》（《文学评论》1998年第5期）、2000年陶东风发表的《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等。
只是由于论述的必要，我们提取了1999年这一年所发表的部分与我们的讨论有更为紧密关联的文献。
其实，也正是此类文献于1999年前后的出现，才使我们关于反思性文学理论的判断显得更有依据。
不过，20世纪80年代关于文学理论的学科思考的文献和90年代以来有关元文学理论元文艺学元文学学文学理论学文艺学学文艺理论学等方面的文献，基本上未被纳入我们的讨论中。
这是由于在我们看来，其与反思性文学理论的关系是一个需要专门研究的反思性文学理论学课题。
[2]杜卫：《走出审美城——新时期文学审美论的批判性解读》，280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
[3]参见杜卫：《走出审美城——新时期文学审美论的批判性解读》，7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
[4]杜卫：《走出审美城——新时期文学审美论的批判性解读》，204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
[5]参见杜卫：《走出审美城——新时期文学审美论的批判性解读》，16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
[6]杜卫：《走出审美城——新时期文学审美论的批判性解读》，34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
[7]杜卫：《走出审美城——新时期文学审美论的批判性解读》，250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
[8]陶东风：《80年代中国文艺学主流话语的反思》，载《学习与探索》，1999（2）。
[9]许明：《作为科学的文艺学是否可能？——文学研究的个人经验》，载《文学前沿》，19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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