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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认为，在后形而上学的时代，在当今文化社会语境下，“社会学的想象力”
不应该强调到与“人文学的想象力”
相冲突的地步。
特别是当阿伦特提醒我们，尘世可以不死，只有人的“言说”
和“行动”
才能赋予人生意义的时候，我们更加坚定了这种想法的可取之处。
参见[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9～12页、183～18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米尔斯也认为：“更何况，严肃的艺术家自身也处于许多困扰之中，他们可以从由于社会学的想象力而变得生气勃勃的社会科学中得到大量的学术和文化的帮助。”
参见[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2版，1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25]参见[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3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26]可以认为，文学理论至少有三种形态：一种是“为文学的文学理论”
，一种是“作为学科的文学理论”
，一种是“作为理论的文学理论”
。
这一点，笔者已进行专门论述。
参见肖明华：《现代性视域中的文学理论的效用问题论略》，载《湖北社会科学》，2008（1）。
关于三种形态的文学理论的关系，尚需仔细辨认。
这里不妨简要提及三种形态的文学理论与反思性文学理论的关系：反思性文学理论有两种形态，即“为文学的文学理论”
和“作为学科的文学理论”
。
“作为文学的文学理论”
，注重的是其与文学的关系。
“作为学科的文学理论”
则主要是对“作为理论的文学理论”
的反思。
但是，“作为理论的文学理论”
又可以由反思性文学理论的形态之一的“为文学的文学理论”
生成，从这个方面来说，“作为理论的文学理论”
也与反思性文学理论有某种关联。
由此说来，反思性文学理论需要再反思。
[27]陶东风：《文学理论的公共性——重建政治批评》，129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
[28][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42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29]王一川：《文艺理论的批评化》，载《文艺争鸣》，19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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