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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阐释者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是圣人的阐释者，是得道者，所以自己的阐释是正当的。
当然，这种阐释也是讲道理的，只是不管怎么讲道理，必定还是要设圣立法，依经立意，认为自己是述而不是作。
可以说，这种阐释更多的是一种圣人崇拜式的、信仰式的阐释，所以它也不太需要所谓的意义评价机制，因为意义本来就是唯一正确的。
如果回到本章开头的问题，那么上述文学阐释学就会认为一千个读者只有一个哈姆莱特，而这个哈姆莱特就是由作者赋予我，再由我传达给你们的，这是最正确也是最好的阐释。
其他问题因此也就不存在了。
我们小学时候的文学阐释水平基本就是这样的，老师常常对我们说：“本文表达了作者怎样怎样的思想，大家要记住这个答案。”
这种阐释学思路在今天的文学意义生产市场中仍相当普遍。
然而，进入现代以后，随着上帝之死、神的隐没、圣人归天，这种阐释学难免遭人诟病。
道理很简单，因为它难以再让启蒙了的主体信服了，没有人能够成为天然正当的上帝、神或圣人的使者。
这样，人们就开启了属于人的现代阐释学。
第二种，现代阐释学思路。
现代阐释学由于受到反形而上学思路的影响，对主体的无限性有了一定的怀疑，认为主体是一个“此在”
，他必定是在世界中存在的，必定有属于自己的“前理解”
。
因此，他不可能做到主客二分，也没有办法获取一个纯粹的普遍而唯一的真理。
此在是有时间性的，因此他的阐释也不可能得到一种过去、现在、未来都正确的真理。
简言之，这种阐释学的世界观不是稳定不变的，而是运动变化的；不是信仰派遣的，而是理性选择的；不是个体“任意”
的，而是视域融合的。
与此一致的是，这种阐释学的思维方式是超越主客二分的，认为阐释是主体与客体的交流对话，意义是在这种交流对话中产生的。
同时，现代阐释学认为真理不是认识论的，而是存在论的。
也就是说，真理早在我们阐释之前就已经置入文本，我们的阐释只不过是去应答；真理的历史是效果的，即没有那种永恒不变的真理，有的只是一种意义的真理。
我们可以依据自己的“前理解”
将这种真理大胆地牵引出来，从而为生活增加一种阐释的维度。
至于哪一种意义更具合法性，这个问题本来就不存在，因为意义永远是在变化中的，过去是今天的过去，同时也是未来的过去，过去、未来因今天而被激活，都聚集在今天这一时刻。
所以意义是永恒敞开的，意义的历史是效果史。
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有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利科、姚斯、伊瑟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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