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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阐释学思想下，一个文学文本的意义生产主体就不是作者可以垄断的了，即使作者垄断了，大概也没有一个阐释者可以传达出来，因为阐释者没办法保持自己的纯粹性位置，他的阐释必定会误解作者。
为此，现代文学阐释学力图将那种作者意图论的阐释思想定义为“意图谬误”
“感受谬误”
，认为文学意义是读者、作者、文本在当下的世界语境中协商而生的，是多方会谈、互相应答的产物。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指的现代文学阐释学不包括那种宣布要避免“意图谬误”
和“感受谬误”
，却又力图在封闭的文本中寻找客观的“文学性”
的文本阐释学。
虽然这种阐释学对现代阐释学的形成起到了较大的作用，如有意义自律的现代意识，有去作者中心主义的现代阐释观，但是这种文本阐释学还是具有传统阐释学的较大弱点，即意义生成机制的封闭性、思维方式的主客二分性、去历史性等，因此，还是宜归入传统阐释学形态。
我们这里所谓的现代文学阐释学，主要指汲取了文本阐释学优点但又主张多元对话交往的阐释学，在文学理论界主要以姚斯、伊瑟尔为代表。
例如，姚斯就认为，阐释无法避免“前理解”
，无法抛开历史，我们就是要“在文学与历史之间、历史方法与审美方法之间建构一座桥梁”
[1]。
伊瑟尔则提出“文本的召唤结构”
“隐在读者”
“空白”
等一系列现代阐释学的观念，认为读者是文本的读者，文本是读者的文本，“意义显示在一幅相像的图画中”
[2]。
也就是说，文学意义存在于读者的文本阐释活动中，离不开读者那种形而上学的阐释。
再回到开头的问题，现代文学阐释学认为，“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莱特”
，这一千个哈姆莱特是作者、读者、文本在当下语境中共同生产的，因此，“一千个哈姆莱特必定还是哈姆莱特”
。
至于哪个哈姆莱特更具合法性，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
因为哈姆莱特永远是敞开的，我们没有办法去评判，也就不需要建构什么文学意义阐释的评价机制。
第三种，后现代阐释学思路。
后现代阐释学是比较极端的，要理出其学术理路是较为困难的。
因此，我们只能尽力去发现后现代阐释学的踪迹。
在后现代阐释学看来，世界是碎片的、拼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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