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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在空间上没有距离，在时间上只有现在，因此意义就是混乱的、没有中心的、没有整体的意义。
主体是不存在的，存在也是精神断裂的，因此容易获取震惊效应。
与其如此，不如说主体已然隐退，甚至如福柯一般直接宣布人之死。
当然，说人之死，不是说人真的死亡了，只是说人都活在没有意义的世界中，一个权力弥漫而毫无主体性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中，人只有欲望，生不如死，因此，死恰恰是不死。
但是，遗憾的是，死也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它已然不是一种反抗，死也充当不了不死的意义，死已经难以转换成为一个有意义的事件了。
正如耿占春所言，在一个失去象征的世界里，“个人的死亡贫乏到了再也没有一点象征意义了”
[3]，因为世界没有时空距离，人因此无处藏身，包括他的死亡。
这也正是波德里亚所说的“死亡是猥亵的、令人尴尬的”
[4]。
这样一来，后现代也就不主张自杀了，因为没有意义。
自杀成为一宗不等价的“消费”
，这样的消费当然没人愿意进行，后现代为此主张活出风格、个性和艺术。
所以高宣扬强调说，不理解后现代代表人物福柯的生存美学，就不能真正把握福柯的思想[5]，此言甚是。
在这种世界观的主导下，后现代阐释学的问题就不仅是认为作者的存在只会引发“意图谬误”
和“感受谬误”
，而是毫不宽容地认为作者应该死去，因为只有作者将这种文本的意义完全交付出来，读者才可以享受文本解读的快乐甚至极乐。
至于这种解读是否合理与合法，这个问题早已不存在了，存在的是我们能在这种解读游戏中获取多大的极乐感。
同时，文本也已然死去。
文本是文本间性的，它不是一个相对别的文本可以存在的独立自足体。
因此，文本甚至也不是意义的初级承载物。
当然，意义不是读者赋予的，而是由这个混乱的世界里的权力派送给读者的，只不过读者还不清楚自身的处境而已，还在游戏般的虚幻中享受一种因解读带来的身体快感。
一如福柯所认为的，作者只是一种作者功能，“在这种意义上，作者的作用是表示一个社会中某些话语的存在、传播和运作的特征”
[6]。
也就是说，作者实际上是一个权力争夺的承载物，是一种功能性的存在。
因此，后现代主义阐释学甚至不主张交流，一如德里达在与伽达默尔交流时有意保持一种行动意义上的沉默，以示任何交流都是权力之争，交流是无意义的，难以沟通的。
[7]
还是回到开头的问题，后现代文学阐释学会认为“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莱特”
，这一千个哈姆莱特都是作为功能性存在的读者在极乐的游戏中制造出来的，意义评价机制等问题则都是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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