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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文学意义生产的过程要自主，意义生产之后的传播和接受要自主。
其二，那种在公共领域中达成的价值可以充当一定时期的稳定性选择。
这种稳定性的价值形态一经形成就可以满足心性需要，同时影响行动者的实践，可以给心灵一种依托与追求。
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价值犬儒主义与虚无主义。
其三，那种在公共领域中被淘汰的意义阐释可以退出公共领域，但不妨在私人领域中存在。
因为，那种私人形而上学的、不属于公共领域的问题在私人领域中解决是合理的，也是有必要的。
当然，这里有必要说明两点。
一是我们较为赞同陶东风的观点，即知识建构要以规范性程序为基础，而且凭着这种规范性原则达成的共识有可能就是实质正义，这已是目前较为优化的选择了。
[15]在陶东风的启发下，我们认为，文学意义生产也要做到程序规范。
只有在此基础上，公共评价机制才有可能建设好，甚至达到实质正义。
这是目前文学意义生产的确定性问题较为优化的解决方法。
二是我们不认为，意义的问题是个体的私人领域的问题，那种被退出公共领域的意义至少在目前还不是一种意义，而是一种欠交流的个体的幻象式理解。
只要它不进入公共领域，我们当然不能干涉这种理解。
关于这一点，我们很认同阿伦特。
也正因此，我们认为，关于价值阐释的问题可以引入评价机制。
为此，有必要对阿伦特的思想做简要说明。
在阿伦特看来，“公共领域中各部分的所有活动的目标，无论是文化的还是政治的，都不是满足人的需求，而是赋予人类生活以意义”
[16]。
也就是说，价值、意义不是私人的、个体的，个体的人是没有所谓的意义、价值问题的。
阿伦特认为，人的活动有三种形式，即劳动、制作、行动。
人为物、为利而存在的时候并不是人的存在，只有当人在公共领域中，真诚地生活在人与人的世界中时，人生才有意义。
也就是说，意义是一个公共性的问题，一个与政治有关的问题。
阿伦特要追寻的不是柏拉图以来至中世纪的那种在沉思理念与上帝中体验的意义，而是在实际公共生活中真实经验的意义，或在哲学、神学般的沉思中思考与表达公共问题时所生成的意义。
简言之，意义问题已经是公共性的问题。
[17]所以我们认为，有必要引入关于意义的公共评价机制。
这与上述反思型文学阐释学之将反思引入社会世界是一致的。
当然，我们认为这种公共评价机制不是一种人为的甚至是政治的活动，而是一种科学自主性的存在。
只有有了这种公共评价机制，文学阐释活动才会有自己独立的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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