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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文学理论的转型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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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说，从知识学的角度看，大众文化的兴起成了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转型的一个重要的知识生产语境，使得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发生了转型，一定意义上可谓走向了“大文学理论”
[9]。
所谓“大文学理论”
，并不是一种实体性的文学理论形态，而是我们借以概括20世纪90年代转型之后的文学理论的一个知识型。
其具体的内涵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研究的对象已然跨出了文学，扩大到了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大众文化现象。
这些大众文化现象往往是与大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表意实践活动和具有较大构造生活力量的物质产品。
[10]
文学理论关注大众文化等文化现象似乎天经地义，理由很简单，那就是大众文化是这个时代的重要表意符号[11]，甚至文学都已然在这个市场经济时代不可避免地大众化了。
[12]正如有学人所言：“大众文化的转型使文学面临其产生以来最大的挑战，文学进入边界日益模糊的‘泛文化’状态。”
[13]另有论者指出，作为大众文化的影视，用参照、吸收、改编等手段，使曾在20世纪80年代诗意启蒙主流中扮演精英角色的文学转向了大众文化。
[14]从这个方面看，大众文化抑或并非专指一种具体的文化形态，而是指任何一种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所具有的“现代性”
。
有学人甚至认为，用“泛文化”
一词并不准确，因为它本就是社会转型的必然伴随物，是一种全新的文化现象。
[15]文学理论因此与大众文化研究不相冲突，甚至转向为一种大众文化研究、文化研究或文化理论，才可谓做到了大众文化时代文学知识生产的名副其实。
[16]一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作品大都是以一种文化文本的面目出现的，因此90年代的文学批评转向文化批评“是一种合情合理的选择”
[17]。
同时，如果考虑大众文化时代的文学性扩散使得广告、媒体信息等都具有文学性[18]，那么我们不妨说，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确实需要变化，并且这种变化也一直都在进行着，那就是以“文学性”
作为其研究的对象。
这种以文学性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理论，常常被命名为批评理论文化研究，也就是我们所言及的大文学理论。
此外，我们还可以就此补充一点，那就是大众文化的兴起促成了一种文学的文本观的被接受。
这种文学的文本观将“文学”
视为一种“语言符号”
，并且不将此一语言符号看作壁垒森严的“牢笼”
，也就是认同了德里达的这一观念：“当批评家们把我的工作看作是这样一个见解的时候，我总是感到非常惊讶：语言之外别无他物，我们被囚禁于语言之中。
实际上，解构主义想要阐明的恰恰是相反的观点。
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首先也是对于‘他者’和‘语言的他者’的探寻。”
[19]不妨说，大众文化的兴起使得我们接受了语言学转向之后的解构主义的观念，即认为世界都文本化了，而且相信这个文本的“文本性”
仅是一种“语言符号”
。
作为语言符号，任何文本都是一种差异性的存在，永远不能实体化地显身为一个“本质”
，而只能持续地延伸下去，这就是“文本之外无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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