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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能做的就是去理解文本的意义,而文本的意义是在与其他文本的比较、组合中显身的,也就是说,文本乃文本间性的一种关系性存在。
换言之,在大众文化的视域中,文学文化没有一个永恒的实体需要坚守,文学文化乃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
[20]所谓高雅与低俗、民粹和精英、审美与非审美、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几乎是可以任意跨越的,甚至这样的区分根本不是一个问题。
原来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论也被重构。
文化成为一种物质力量,是“社会再生产的有机组成部分”
[21],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不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而是互证、互释与互择的关系。
与此一致,大众文化语境下的文学理论研究也往往不认为文学文化有一个什么本质,而更多是将它视为一个文本,一个需要置于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去定位和理解的文本。
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理解文本,不同的文本之间可以成为阐释的关系。
批评理论的兴起和文化研究的发生都可谓与这种大众文化语境下的文本观有内在的关联。
在这种境况之下,文学又如何可能守护20世纪80年代那种无功利的审美,又怎能区隔出自己的趣味和身份?文学理论又如何不发生转型呢?
第二,研究中的理论资源及其提问方式发生了变化。
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理论不再局限于传统本体论的那种哲学式的提问方式,而选择了现代社会学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
[22]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更为自觉地成为一种跨学科,乃至反学科无学科的研究形态,任何学科资源都可以被使用。
早在1994年,张法就认为:“有一个共通的东西是可以感觉到的,这就是文学研究正在汇入超学科的文化研究之中。”
[23]这种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如果要说是文学理论,那它也只能被称为一种“大文学理论”
。
这种“大文学理论”
研究的提问方式,不以问“是什么”
为旨趣,而以解释其发生的现实文化逻辑、社会机制和语境原因为指归,试图将研究伸入社会结构中,达到接合学术与现实的效果。
因此,它不再去抽象地问文学是什么、文学有什么用、作家创作的心理机制怎样、读者怎样欣赏文学等所谓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
不但如此,它还改变了这种问题意识,认为“文学是什么”
这样的问题甚至是没有意义的。
退一步说,即使追问,也将无功而返。
或者认为,“文学是什么”
的问题没有正当的答案,任何答案都需要合法性论证。
而任何一个合法的答案,如果要走向中心之位,获取“认同”
,那都可能是运用了一套话语压抑机制,是权力的隐蔽运作所致。
从这个方面来说,任何合法的答案都不具有普遍意义,并且任何答案都可能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变化。
同时,它也不以文学应该怎样作为直接的问题意识,不对研究对象做规范性的、立法者式的提问,而往往转向一种具体和切合语境的阐释。
换言之,它将研究的问题转换为一种文本之所以成为一种文本是如何可能的。
不妨说,在大众文化语境下,任何文本都难免是大众媒介、市场逻辑、大众趣味等合谋的产物。
因此,只有这种提问方式才有可能切入问题之中,并得到实在的回答,才能追问到其文化逻辑、社会机制和语境原因等。
甚至可以认为,只有转换提问方式及其所表征的研究方式,我们所获得的回答才可能具有较大的阐释效用。
这也正是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如此提问的一个实际原因。
在这种提问方式的转换中,也就逐渐发生了文学理论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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