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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积极功能时也携有犬儒化、无聊化、娱乐化的弊病。
[39]在这种境况下，大众文化的兴起与文学理论的转型之间的关联性问题，岂不应该被重新“事件化”
地加以理解和思考吗？答案是肯定的。
例如，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理论在其具体的研究中并没有很好地培养出公共性精神和实践参与的能力，这一点值得重视。
它恐怕也是人们对20世纪90年代乃至当今的文学理论表现出不满的一个重要原因。
[40]
第二，什么是好文学理论？这个既与合法性相关又具有正当性的问题，并没有在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转型的语境中被讨论，更遑论达成共识。
如此，就会导致什么是文学理论这个问题被遮蔽起来，以至于人们不把诸如与转型有关的大众文学研究、文化研究、文化理论、批评理论甚至文化诗学等视为文学理论。
不妨说，文学理论界对于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理论是怎样发生的，包括哪些形态，探讨了哪些问题，有哪些好的文学理论文献，恐怕都不是很清楚。
这些问题也不可能随着大众文化的发生和文学理论的转型被自然而然地解决。
因此，大众文化的兴起与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的转型之间的关系，成了一个需要继续进行研究的课题。
例如：文学理论为什么要转型？文学理论的转型是如何进行的？什么是大众文化语境中好的文学理论？转型后的文学理论是什么？转型之后的文学理论研究如何可能……这些问题都应该得到更为深入的论证，都应该接合到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文化语境乃至当下的问题意识中予以理解。
其意义不可谓不大，至少它是一个牵涉到文学理论学科发展的基础问题。
这里仅乃抛砖引玉，期待学术共同体能因此对之投以更多的关注。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并非反对已然具有一定事实意味的大众文化的兴起与文学理论的转型的发生，只是认为，文学理论的转型发展要有一个合法乃至正当的前景。
我们依然需要将大众文化的兴起与文学理论的转型这一研究课题予以“问题化”
[41]，并继续对它展开艰苦而长远的基础理论研究。
[1]参见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2]王干等：《王干文学对话录》，129页，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
[3]贾明：《现代性语境中的大众文化》，导论，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4]金元浦：《重新审视大众文化》，载《当代作家评论》，2000（1）。
[5]参见王晓华：《大众文化的独特功能与根本局限——个体文化概念的提出》，载《南京社会科学》，1995（6）。
[6]刘士林：《90年代的娱乐文化研究》，载《东方杂志》，2000（5）。
[7]范玉刚：《对大众文化时代命名的哲学阐释》，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0（2）。
[8]王一川：《面向文化：文学理论的新转变》，载《文艺报》，2000-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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