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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这是借用童庆炳先生的一个说法：“著名文艺理论家童庆炳教授在最近的一次学术沙龙上，提出了一个‘大文学理论’的观念，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极大兴趣和热烈讨论。
童教授指出：近年来文艺理论界的热门话题，如人文精神问题、终极关怀问题、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问题、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问题等，已远远超过一般文学理论的范围，是人文知识分子全方位地把握当代文化现实的理论企图。
这种企图又多多少少与文艺理论问题相关，因此可称之为‘大文学理论’。”
参见毛峰：《重建一种诗性尺度——走向大文学理论的时代》，载《文艺评论》，1996（2）。
另可参见魏家川：《走向“大文学理论”
？》，载《文艺评论》，1996（2）；张婷婷：《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四部，359～370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10]关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与大众文化“产品”
的关系，我们也可以从电视节目的变迁中看出一二。
有论者宏观勾勒了1958年电视诞生以来节目发展的三个阶段，即从以“宣传品”
为主导的阶段到以20世纪90年代以“作品”
为主导的阶段，而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来，则是以“产品”
为主导的阶段。
参见胡智锋、周建新：《从“宣传品”
、“作品”
到“产品”
——中国电视50年节目创新的三个发展阶段》，载《现代传播》，2008（4）。
[11]不少论者认为，大众文化已然成为一种“新意识形态”
。
比如，戴锦华认为大众文化“隐形书写”
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意识形态”
。
参见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她还认为，大众文化“以愈加有力而有效的方式参与着转型期的当代中国文化构造过程”
。
参见戴锦华：《文化地形图及其它》，载《读书》，1997（2）。
李陀则认为：“大众文化可能正在成为今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借以建构起来的主要动力和主要机制。”
参见李陀：《“文化研究”
研究谁？》，载《读书》，1997（2）。
汪晖也认为：“在1989年之后的历史情境中，中国的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事件，而是一个政治性的事件，因为这种消费主义的文化对公众日常生活的渗透实际上完成了一个统治意识形态的再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众文化与官方意识形态相互渗透并占据了中国当代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而被排斥和喜剧化的则是知识分子的批判性的意识形态。”
参见汪晖：《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载《电影艺术》，1995（1）。
王晓明同样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大众文化让我们走进了可谓之为“新意识形态”
的“大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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