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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
的“文学理论家”
的机会。
不妨说，学院内外，人们对文学理论家的学问诉求，更多的是指其“文学”
“学问”
。
可是，我们往往没有这样的学问，甚至很欠缺这样的学问。
于是有学人指出，我国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缺乏鉴赏能力，“自己谈一套，也谈得头头是道，但无法面对活生生的文学作品与文学现象”
[7]。
没有“学问”
还有一个历史延续的原因，那就是文学理论一直以来充当一种“国家意识形态”
的“宣传者”
。
在这种身份之下，文学活动往往不需要“理论”
解释，而只需要“审批”
。
于是，文学研究只需要将文学分为左、中、右，只需要看其是符合主导意识形态的还是解构主导意识形态的，等等。
在国家意识形态需要文学理论话语予以建构的时候，在文学需要借助文学理论话语获取文化资本的时候，文学理论提供给文学的并非一种“知识”
。
也就是说，它提供的不是一套解读文学的直接或间接的技艺，更多的是一种“政治正确性”
。
对于这一点，有学者非常精要地指出：“在相当长一段时期，由于贯彻国家文艺政策的需要，文艺学被认为是指导各类文学研究的最重要的学科，只有那些能够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的人，才被认为有资格担任文艺学的教学和科研任务。
显然，文艺学在当时的显要地位，文艺学同其他文学学科之间的所谓主次关系，都是由体现在学术体制之内的权力关系赋予的。”
[8]为此，文学理论尤其是教材文学理论，往往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表征。
更有甚者，这样的文学理论往往不“讲道理”
，失去了理论的基本品格。
可想而知，这样的教育难以使人获取一套解读文学的技艺，更遑论成为有学问的文学理论家了。
但是，这个没有“学问”
的问题长期以来都没有被“问题化”
地呈现出来。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尤其是1993年以来，随着社会政治文化语境的转型，文学理论的意识形态性质和功能急遽弱化，即使以“工程”
建设的形式来实施，恐怕也见效甚微。
同时，市场体制化了的文学开始“势利”
地处理与文学理论的关系，更多地把文学理论当成“鸡肋”
。
此时，文学理论就出现了知识的合法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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