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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中的文学理论大致从三个方面展开了“重建”
工作。
一是走向学科型文学理论，即围绕文学理论学科，提出了种种建设性的方案。
这就是“学科型文学理论”
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一个原因。
二是从国外学习“理论”
，试图将其当作生产知识的“工具”
。
在这一动机之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西方文论引介成了一个专门的研究对象。
[9]三是回到现实，把那种市场体制化语境下的文学重新纳入研究的视域之中，并借此生产关于它的文学理论知识。
可以说，这是一种以研究文学为旨趣的文学理论重建。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界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又大势所趋般地走向了文化批评理论，正如王一川所指出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理论已经和正在寻找一种面向文化的新转变”
[10]。
因此可以说，这种重建工作并没有收获多少有关文学本身的知识。
不妨说，这三个方面的重建工作，并没有培养出“文学理论家”
，除了它们的研究对象往往都远离“文学”
这个原因之外，还有两个值得提及的原因。
第一，文学理论所使用的理论资源方面的原因。
文学理论在展开重建工作的时候，其理论资源大多来自社会学、政治哲学、媒介传播学等。
[11]由于受理论资源及其特点的制约，文学理论更为注重对社会语境、政治体制和媒介环境的分析。
它往往把社会符号化为一个文本，一种具有文学性意味的存在，并以此作为文学理论研究对象。
同时，它还借助这些理论资源对文学理论学科的知识生产本身进行分析和反思，将文学理论本身作为文学理论研究的对象。
这也正是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远离文学，文学理论没有解读文学的切实技艺的一个直接原因。
从这里我们甚至可以看出，文学理论在重建中的理论资源选择，恐怕还是它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展开的重要原因。
当我们未能把各种理论资源很好地转换为文学理论的有效知识视域时，尤其如此。
如果说，各种理论资源能够成为一种知识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对某一社会问题特殊和有效的回答，那么，当其作为文学理论的理论资源时，就有必要做一转换，从而使得即使有诸如社会学的文学理论、政治哲学的文学理论，它也还是文学理论，而非社会学、政治哲学。
对于文学理论的理论资源选择问题，我们还可以继续思考。
现代性进程中，人们越来越对那种具有清晰解释力的社会科学知识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而对那种偏于提供一种理解的人文学科知识表现出漠然乃至鄙夷。
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还是在于一种难以一时改变的体制性实践。
汪晖曾对社会科学的自主性建构中出现的人文学科边缘化问题进行了较为敏锐的评析：“社会科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体系进入中国的过程，伴随着一种制度性的实践。
通过现代国家的制度性实践，特别是现代教育制度和科学研究制度的实践……原有的知识和语言的有效性逐渐丧失了。
例如，如果我们用佛教的语言或者道教的语言讨论当代社会问题，那么，这种讨论至多被理解为个别人的意见，作为一种解释社会的系统知识则是无效的。
这意味着，在历史的过程中，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建立也包含了一个压抑性的过程，它使得其他知识彻底边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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