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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理论这种本具较强人文特性的学科也不得不从社会科学那里寻找理论资源，并以之为理论视角，这就难免使其社会科学化了。
此一境况之下，文学理论又何以获得关于文学的“好理解”
呢？这恐怕也是文学理论必然远离文学，“文学理论家”
难孚众望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了。
第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学术体制方面的原因。
**退去的20世纪90年代，成了一个务实和建设的时代。
大学里的知识生产渐渐体制化了，并具体地以学科建设作为知识生产的切实目标。
围绕着学科建设，文学理论界产出了一大批科研成果，但这批科研成果往往凸显的是学术旨趣，以理性的分析、材料的钩沉、结构的完整等规范性操作见长，那种注重审美判断和鉴赏感悟的文学理论“知识”
反而遭遇压抑，甚至落得“不学无术”
的名声，也难以在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
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理论也就慢慢地远离了那种有效阐释理解文学的文学理论。
不妨再退一步说，即使这种学术体制化下的文学理论职业人员产出了一些与文学相关的所谓文学理论，恐怕也难以有效地理解文学，毕竟文学是不可能被纯粹的理性分析出来的。
这也是作家几乎不看文学理论，读者往往不信任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学者曾切身地指出，一些文学理论书，甚至包括一些文学史著作，读过之后，“除了得到一些‘知识’之外，完全无助于我提高审美能力”
[13]。
个中原因，还可以认为是，体制化的文学理论知识不需要在市场上竞争，因此对于它能否有效地阐释文学，能否满足接受者（消费者）的诉求等问题，知识生产者往往不予考虑，甚至还美其名曰“无用之用”
。
因此，一批没有多少“风格”
和“自我”
的知识肆虐般地大行其道起来，在知识生产的机器里循环往复地变着花样“组装”
，招摇过市，“把文学活生生的肌体割裂为适合于学科细分和主题归纳的刻板格局，无可避免地扼杀了思想的自由发现和富有灵性的创造”
[14]。
张梦阳为此感叹道，文学理论知识生产者本应是“文学思想家”
，现实却是文学研究学者。
依其之见，这两种身份之间有着重要的区分：“与文学思想家相区别，那些技术性的文学研究学者，却往往仅限于‘技术化’地处理知识，缺乏‘问题意识’，不具有理解问题特别是根柢性思想问题的兴趣与能力，对文学思想家提出的问题仅肯也仅能在技巧的层面上做出反应……尽管他们有时对知识掌握得很精确，资料积累很丰富，文章也写得条分缕析，甚至于很漂亮，但是却始终跳不出甚至意识不到奴性的思维窠臼，总是在奴性的思维定式制驭下进行着无效的劳动。
即便他们做出的种种成果被贴上所谓‘科学’的标签，换取了导师、教授甚至大师的头衔，也只能……是‘奴隶的科学，奴隶的理性主义’。
他们的勤勉，也不过是‘奴隶的勤勉’。”
[15]这样的说法虽然不乏偏激之处，但的确道出了为什么研究文学的“文学理论家”
如此难以有“学问”
。
如果说目前还存在这么多使得文学理论家没有学问的原因，而这些原因一时间还难以消失，那么我们可以下结论说，文学理论的重建工作并没有完成，现代性的知识分化及其所导致的危机还没有消除。
为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依然是一个值得继续深研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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