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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个人，如果你想过更好、更幸福的生活，那么，你或者改善你自己，或者改善你的生活条件。
如果你有抑郁症，那么你就必须先治愈你自己的抑郁症[52]。
如果你心胸狭窄、嫉妒心过强，见不得别人过得比你好，那么你也必须改善你自己，否则你不可能幸福。
如果你挣的钱不够多，买不起房，甚至饥寒交迫，那你就必须挣更多的钱，以改善你的生活条件。
若想改善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也有两条途径。
一是激励人们改善自我，一是激励人们提高物质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
现代人已不重视改善自我，甚至认为自我改善是有极限的，如现代经济学设定人是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即认为人是自私的，这种自私本性是无法改变的，所以自我改善的空间是有限的。
其实不然。
人的自我改善远不止治愈抑郁症、克服偏狭心理等消极治疗的一类，还可以向无限敞开，即一个人可以永无止境地培养自己的美德，提高自己的境界，增加自己的智慧。
培养德行、提高境界和增加智慧都属于改善自我，都是内向超越，中国古代哲学就激励人们在这一方面永不止息、死而后已地用力。
内向超越的基本方式就是修身。
《大学》有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中国古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基本价值导向一直是这样的：对内向超越的重视和激励甚于对外向超越的重视和激励。
这与现代社会构成鲜明对比，或说中华古代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构成鲜明对比。
现代主流意识形态和经济、政治制度不再激励人们内向超越，却一味激励人们外向超越。
如今，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制度特别激励人们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营销创新、广告创新，这些创新都是外向超越的表现。
现代经济学所提供的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的基本方法就是：用制度激励人们以追求私利的方式为公益做贡献。
如下案例或许是最生动的一个：
在18、19世纪，英国把一船又一船的罪犯运到澳洲，但往往多达30%的罪犯死在途中。
怎么办？让船长们发慈悲，改善罪犯们旅途中的生活、医疗条件？人性的慈善不可能在船长们的血管里流淌不息。
一些船长甚至把给罪犯吃的粮食囤积起来，让罪犯们饿死，到澳洲后把粮食卖掉。
强迫船长们做合乎人性的事情，通过立法制定最低食物标准和医疗标准？那就必须派官员监督船长们执行法律规定的标准，这样不仅成本大为提高，而且无法确保派出的官员不与船长们同流合污。
起初政府是在英国上船时按罪犯人头向私有船船主付费的，所付费用足以保障每个罪犯的食物供给与医疗条件。
商业精英或经济学家给出的办法是，改在英国上船时按人头付费为到澳洲时按人头付费。
无须派人监督，船长们就有动力去寻找新的更好、更便宜的养活罪犯的方法了[53]。
这个案例能清楚地说明现代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的基本思路：视自私和贪欲为行动（包括创新）的动力，以制度激励人们以谋私为动机而为公益做贡献。
我们不妨称现代主流意识形态为现代性（modernity）。
在现代性的影响之下，人们认为，改变人性的自私是不可能的[54]，所以，自我改善是有不可逾越的极限的。
人们认为，改善人类生活的根本途径就是提高科技水平、发展经济、改变环境、改造世界，例如，建越来越多的工厂（包括电厂），修越来越多的铁路、公路，建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城市，造越来越精良的机器——由机械化，到自动化，再到智能化。
……而且这一方向的改善，即外向超越，是没有极限的。
现代性也使人们在个人生活领域重视外向超越远甚于内向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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