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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能动性高于地球上的一切非人动物,于是她他所欲求或追求的东西比非人动物欲求的东西多得多,即人所追求的价值比非人动物所欲求的价值要多得多,物质财富、亲情、友情、爱情、真、善、美、自由、平等、正义、境界、智慧、永生、天堂等,都是人所追求的价值。
就人而言,价值总代表着人对好生活的追求,即代表着人的理想。
现代性哲学宣称,科学是价值中立的,是纯理性的,是客观的,而价值总是主观的,所以,研究价值的学说,如伦理学和美学,也难免是主观的,保持价值中立恰是科学达到客观性的前提。
其实,自然科学不是绝对客观的,伦理学和美学也不是绝对主观的,双方都能够且只能在特定话语体系内讲道理。
都讲道理就意味着都追求客观性,都只能在特定话语体系内讲道理,则意味着都摆脱不了某种程度的主观性。
客观性本身就是人类追求的一种价值,在政治、道德领域,客观性就体现为公正。
自然科学能不断突破已有体系的局限而达到较高程度的客观性,但它永远也达不到绝对的客观性[23]。
现代性在自然科学与伦理学之间掘出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似乎既能确保科学不断发现真理以便无限逼近真理大全,又能确保人类自由,既由科技进步不断扩展人类能够做的事情的范围(如由不能登月到能够登月),又由政治伦理确保人权原则的权威性。
自然科学与伦理学各占自己的领地而互不干涉。
但由于这种二元对立的思想是根本错误的,于是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1)科技打着价值中立的旗号挣脱了道德的约束,而无限追求征服力的扩张,征服力无限扩张的后果则是核武器及一切高新科技之军事应用的威胁,以及物质生产力无限扩张所导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
征服力的无限扩张正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如今,连霍金(StephenWilliamHawking)那样的科学家都深深地为之担忧。
(2)伦理学失去了自然科学所支持的世界观的依托而在一个学术“孤岛”
内自说自话,因而失去了对现实世界的影响力,以至于在政治伦理领域只有一个人权原则还具有普遍约束力,而“好生活”
和“人生意义”
观念不是任由缺乏理性反思的宗教去颁布,就是任由经济学等深度不够的实证科学去误导。
如今,人工智能技术和生物技术的迅速发展正对人权原则构成严峻挑战,与自然科学分离的现代伦理学却无力应对这样的挑战。
走出现代工业文明的危机,需要自然科学与哲学伦理学的彼此承认——即彼此都承认对方的合理性,都承认自己有短处,从而承认自己需要听取对方的意见,需要吸取对方的合理内容。
这样,我们才能理性地审视人类追求的价值,进而规范科技创新的方向——由无限贪求物质财富,转变为适度[24]追求物质财富,因而科技创新的方向由无限贪求征服力,转变为确保人类安全和修复地球生物圈的健康。
积极与自然科学对话的伦理学必须补充现代社会公共道德的不足:把公共道德的核心原则由一条人权原则增加为两条:人权原则加环保原则。
在生态文明中,每个公民都必须把保护环境、节能减排视为自己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必须以保护环境、节能减排为荣,以污染环境、浪费资源为耻。
5.超越物质主义的价值观、人生观和幸福观
现代性和工业文明对人类最致命的误导莫过于物质主义价值导向。
在消解古代社会的迷信和揭露古代统治者的虚伪时,物质主义起过进步作用。
但到了20世纪下半叶,物质主义的危害性日益暴露。
按说一个人所拥有的物质财富达到一定数量以后,如已达衣食无忧的数量,她他会放松对物质财富的追求,而去追求种种非物质性价值,如亲情、友谊、艺术、知识、智慧、境界等。
但工业文明的制度和文化都不允许人们在追求财富方面知足,不鼓励人们放弃对财富的追求而去追求非物质价值。
在现代工业文明中,能激励人们从事各种活动的已不仅限于宗教、政治、哲学、文学、艺术,即不限于狭义的文化符号或文字,整个商业体系都具有文化符号的激励作用。
现代商品和服务的等级体系就是广义的文化符码,它激励着每个人毫不懈怠地工作、赚钱,以便通过自己消费的商品和享受的商业服务去标识自己的成功和地位。
工业文明为确保效率而不断激励的各种竞争,则不容人们在追求财富时知足,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不是成功者,就是失败者。
于是,人们即便知道身边的雾霾就源自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也不考虑改变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生产—生活方式。
当然许多人指望科技创新会消除大量排放,而保持甚至促进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
然而,科技不是万能的,科技不可能使人类的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实现“零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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