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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里奥将医学、法律和神学视为三大职业性学科。
他认为医学作为应用科学无疑对学生具有吸引力，但不能将医学视为自由学科。
法律以道德哲学为基础无疑应受到尊敬，若将法律视为一个学习科目，法律完全应得到这种尊敬，但从职业的角度看，它仅是一种谋生的行当。
在此可以看出，弗吉里奥雷同于亚里士多德，将自由教育与职业教育决然对立，而且扬前者而抑后者。
关于神学，弗吉里奥认为，神学所探讨的问题玄远深奥，远离人的感性认识，要靠纯粹的玄思才能够对神学问题进行探讨。
实际上，弗吉里奥并不看重医学、法律和神学，因为它们都是职业性的，与其博雅教育的目标并不一致。
他对中世纪最重要的学科—神学，几乎就未做讨论，似乎与其教学计划无关。
四、教学方法
弗吉里奥详尽讨论了教学方法问题。
自昆体良之后的1300多年，教学方法问题一直不受关注。
由于战争等各种原因，自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人们就认为《雄辩术原理》一书的全本失传了，后人只能从该书的片断和其他文献中，部分地知悉昆体良的教育理论。
直到1418年，《雄辩术原理》的全本才被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波齐奥发现。
因此，当弗吉里奥写《论绅士教育》时，他并没有看到《雄辩术原理》的全本。
但弗吉里奥肯定看过残本，因为他对昆体良的思想非常熟悉，而且多处引用。
但我们不能据此认为弗吉里奥的教育思想尤其是关于教学方法的思想是昆体良思想的翻版。
弗吉里奥并未亦步亦趋，而是在承继中有所创新。
例如，在关于才智与记忆的问题上，弗吉里奥与昆体良显然不同，昆体良将记忆视为比才智更重要的部分，人的全部才智的发展均以此为基础。
弗吉里奥也承认记忆的价值，认为离开了记忆，才智就无以存在，但弗吉里奥同时认为，两相比较，才智比记忆更重要。
弗吉里奥认为，博雅教育（自由教育）并不要求学习者精通每一门自由学科，因为穷毕生之力精通一门已属不易。
不应对自己有过高的期望，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才能一般，并不超常，我们必须学会知足。
如果在学习一门科目时不考察它与其他科目的关系，我们就不能正确地理解这门学科，这是确凿无疑的。
尽管如此，我们也许需要明智地选择最适于我们智力和兴趣的科目。
学习科目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精神的特性。
一个孩子才思敏捷，能迅速地抓住其所研究问题的要点并能简练地陈述之；另一个孩子要迟缓一些，但其判断力强，其判断慎重而可靠，能找出其对手结论中的弱点，弗吉里奥认为，这两个孩子在学习科目的选择上就应各有偏重，前者可能会在诗歌和抽象科学（theabstraces）方面有所作为，而后者较适于学习实践性较深的学科。
如果一个孩子善于思考但不善表达，学习研究修辞学和逻辑学对他更有价值，长于记忆者适于学习历史。
有的人擅于抽象思维但短于处理特殊的和具体的事物，他们会在数学和思辨哲学方面取得好的成绩。
而与此相反者则适于学习研究自然科学和实际事务。
弗吉里奥强调：在教育中应该认识到人的天性并应该遵循人的人性。
应让能力有限的孩子只学习那些能使其有所收获的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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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里奥反对培养学究，他认为学习自由学科只是手段。
推崇自由学科并不是让人陷于其中不能自拔。
他引证亚里士多德来加强其论证。
他说，亚里士多德一直强调，人首先是一个公民，是城邦的一个积极的成员，不应将全部兴趣沉迷于自由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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