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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对孩子的影响是很大的，儿童幼小时主要受母亲的影响，稍大一些主要受父亲的影响，但阿尔伯蒂认为，与家庭教师的作用相比，父母的影响是第二位的。
父母应视家庭教师为家庭中的一员，予以充分的信任。
在选择家庭教师时，对其品格的要求放在第一位，而学问则放在第二位。
从此可以看出，阿尔伯蒂所讲的家庭教育的范围是较广的，既包括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和影响，也包括家庭教师对孩子的教育。
三、人性与教育
阿尔伯蒂对人和人性饱含赞美之情，对人的发展的可能性予以充分肯定。
他认为从外观看人在所有造物之中最高贵、最优雅，人的身体亦为造物主所造，必须尽力使其保持健康、美观，人要通过身体才能给国家、家庭和自己提供长期的服务，身体不健康的人是无力提供这种服务的。
在此，阿尔伯蒂极言身体的重要性，实际上是论证体育的合理性。
这种看法与中世纪正统的天主教教义是相对的，后者认为，人的身体是没有价值的，所以没必要善待肉身，人应过克己的苦行生活，这是典型的禁欲主义观念，与此相对应的教育观就是，可以对学生施以体罚，通过对肉体的折磨达到对灵魂的拯救。
阿尔伯蒂还赞美人的智慧。
他认为人的智慧有两个突出的表征，一为无休止的好奇心，二为与好奇心相联系的探索真理的能力，这二者是人之为人的标志。
人与其他动物有共性，如都有基本的生存本能，但只有人拥有探究万物之因和判别行为好坏的愿望和能力。
人的好奇心、判断力和推理能力是重要的天赋，正是这些东西使人有所作为。
阿尔伯蒂在此实际上是主张人的意志是自由的，人可依自己的意志塑造自我、完善自我，人是有为的不是无能的。
当时的人文主义者不论是意大利的还是北欧的往往对人性都持一种乐观主义的看法，以为人性是善的，认为这种善性可带来无穷尽的进步，伊拉斯谟就持此观点，古代的权威也支持此观点。
这种乐观主义的性善论与基督教的原罪论是直接对立的。
佛罗伦萨的多米尼克派对人文主义者的这种人性论持反对态度而强调原罪说，后来的新教也持原罪说。
人文主义者的人性论与天主教和新教是不同的，但是阿尔伯蒂却既不持严格的性恶说，也不对人性持盲目的乐观态度，他从自己的经历中看到了人具有非凡的自我发展的能力，他从当时意大利一些有才干的人的身上看到了人的个性的巨大力量，但他认为，人不仅有能力为善，亦同样有能力作恶。
阿尔伯蒂到此就没有进一步展开其理论，他对人性可为善亦可为恶的看法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与其对社会状况尤其是对佛罗伦萨社会状况的变迁的反思是分不开的，有能力的人不一定为善，家族的野心和贪婪会破坏城市共和秩序，会妨害公民权利，能力越强，危害越大。
但不论怎样，阿尔伯蒂都充分肯定人的巨大潜能，也正是从此意义上，他赞同多米尼克派关于性恶的观念，认为必须抑制人性中恶的方面。
总体来看，阿尔伯蒂对道德问题的思考并不深刻，这也是当时人文主义思考道德问题时的一般特征。
阿尔伯蒂对死亡和末日审判、人类的罪恶、今世与来世的冲突等宗教问题并不十分关注，在旧信仰和新兴学术二者的关系上，阿尔伯蒂与其同时代的许多人文主义者一样，并未予以认真的清理，对二者的异与同并不明晰。
当时是一个新旧杂陈的时代，局中人也很难像后人一样对旧思想与新观念间的异同做出清晰明澈的厘定。
阿尔伯蒂对这类问题兴趣也不大，他认为有德行之人应追求一种生命的内在和谐，这种和谐建立在廉正诚实和热爱美德这一基础之上。
人的精神的完善与这种内在的和谐是不可分的，他认为即便是宗教信仰，也应当是这种内在和谐的外在的强劲的表达。
如果一个人仅满足于生理欲望，追求低级趣味，置时代和社会对其提出的要求于不顾，他就难以达到这种内在的和谐，难以达到精神完善之境。
阿尔伯帝认为，最高的善就是人之自我，但这一自我必须是一个人尽力所能达到的最高的、最好的自我。
这种自我不是一种纯粹内在的自省和体验，而应是与时代、社会相联系具有外向情怀和有为精神的生存状态。
阿尔伯蒂的道德理想是力量（strength），人生应是一个有力度的人生，而不是消极悲观无所作为的人生，人的各种才能的发展、人的各种成就功业，均是这种力量的一种表达。
从此角度看，阿尔伯蒂的内在和谐实为人与外在世界的一种和谐，但他在讲人与外在的关系时，并不将个人依附于外界，而是强调个人的应具有的精神高度和道德境界，要求人要改造外在世界，使之更加完美。
阿尔伯蒂是将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放在一起讨论的。
有所作为是他毕生的写照，也是其理论的精髓。
如此看来，尽管他承认人性有恶的一面，但他要求抑恶扬善，要求人奋发有为，完善自己也改造社会，洋溢着蓬蓬勃勃的朝气和活力，这种朝气和活力恰是人文主义精神的典型特征，是持性恶论的多米尼克派决不会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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