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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人文主义在德国的传播与两国人员往来有关，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到德国传播人文学和德国青年到意大利求学是德国人文主义产生发展的两条基本途径。
15世纪上半叶，由于召开康斯坦茨和巴塞尔两次宗教会议，一大批担任秘书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在德国莱茵河上游地区逗留数年，这些人对人文主义在德国南部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例如，本书前面提到的人文主义者西尔维乌斯（后来成为教皇庇护二世）就曾对德国人文主义的产生发展产生过积极影响。
另外，德国南部地区的青年人越过阿尔卑斯山到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和帕多瓦大学求学已成为一种风气，他们学成回德后就把意大利人文主义也带回了德国。
这些人的名望并没有后来一些德国人文主义者大，但都是德国人文主义的开路人物。
他们在意大利不仅受到了人文主义的熏陶，也染上了不尊重教会和轻视各种神学的心理，还学到了后期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那种即使不是反对宗教也是轻视宗教的坦率性格。
这些人回德后“由于生活散漫，不信宗教，一心探求和传授古典作品知识，不注意如何生活，即使能研究和教授拉丁语和希腊语，他们至多也就是些名声不佳的‘新学问’的传播者，他们漫不经心地把它传播到北方各地”
[12]。
卢德尔（PeterLuder，1415—1474年）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典型。
他起初为教士，后到意大利，在那里潜心研究古典著作，形成了轻视宗教的思想倾向，但他也鄙视大多数意大利后期人文主义者，认为他们道德堕落，厚颜无耻。
后来德国一个选侯把他招聘到海德堡大学教拉丁语，一些教授很嫉妒他，在工作和生活上常常给他制造麻烦，他努力坚持到1460年。
然后他用数年游历各地，继续传授人文之学。
卢德尔在生活上并不安分，常常狂饮不止，**不羁，他完全轻视宗教，蔑视一切神学。
清醒时似乎还能克制自己的异端思想，但一旦酒醉就不能自制。
这种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自然不能见容于社会。
因此以卢德尔等为代表的这些早期人文主义者尚未能根本改变德国的传统文化精神，他们是一些散兵游勇，难成什么气候。
但他们毕竟是开路人，在他们之后，德国的人文主义就大步向前了。
共同生活兄弟会学校所培养的学生中有一些成为德国早期的人文主义者，如库萨的尼古拉（Nicolausus，1401—1464年）、维塞尔（JohannWessel，1420—1489年）、阿格里科拉、温斐林（Japheling，1450—1528年）、罗伊希林（JohannReu，1455—1522年）、伊拉斯谟等人。
库萨的尼古拉曾到意大利学习过，精通人文之学，同时还是一个卓越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在伽利略（GalileoGalilei）之前做出过许多科学发现。
维塞尔曾在兹沃勒（Zwolle）学校任教，他热爱教学工作，认为“学者之所以为学者，全在于其善于任教”
，阿格里科拉和罗伊希林都是他的高足。
他是一个神学家，但却不恪守当时的一些教义，他否认“炼狱之火”
是有形之火，他反对教廷兜售赎罪券，认为没有依据，这种看法很像是路德的先驱。
路德说：“假如读过他的书，我的敌人就很可能认为路德的一切都是从维塞尔那里借用来的，因为我们两人的主张有很多相同之处。
当我发现有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从不同的目的出发从事写作，竟与我的观点完全吻合，而且几乎用同样的言辞表达出来，我感到愉快和觉得力量在增长，也就不再怀疑我讲的东西是否都正确了。”
[13]从此可见，在赎罪券问题上路德视维塞尔为知音。
温斐林和罗伊希林的人文主义思想将在后面专叙。
阿格里科拉和伊拉斯谟都是尼德兰人，但由于他们一生主要生活工作于德国且他们的人文主义思想（包括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对德国有深刻的影响，故很多著作都将这两人列入德国人文主义者之列。
本章把两人既视为尼德兰的人文主义者，也视为德国的人文主义者，后面将专节和专章论述其教育思想。
人文主义在德意志的发展起初并没有遭到多少反对，一些人对人文主义者有异议，主要不是因为他们懂古典文化，而是因为他们**不羁，蔑视宗教。
大学里的神学家不反对人文主义，“人文主义在德意志大学里的抬头点，起初没有遭到什么反对，这部分地是由于人们不认为它有什么危险，但是也因为唯实论者与唯名论者之间的斗争过于引起学术界的注意……起初，神学家们并不反对人文主义者，确实是欢迎他们，因为他们的研究对神学会有帮助”
[14]。
皇帝和一些诸侯不仅不反对人文主义，而且还对人文主义予以保护和赞助，马克西米利安皇帝还因此被誉为“人文主义者皇帝”
。
由于皇帝权力财力有限，他不可能给予德国人文主义者更多的财力支持，他给胡腾授予桂冠诗人称号时，除了给他戴上一顶编织风趣别致的桂冠外，其他好处则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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