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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其“爪牙备,血力强,一旦相与蹲素王之堂,咆哮灭之,予小子诚为此惧”
[78]。
为了捍卫道统,他们纷纷动笔对传教士的理论进行讨伐,与利玛窦、艾儒略等西方传教士展开论战。
钟氏曾写有《天学初徵》、《天学再徵》,黄氏写有《尊儒亟镜》,陈氏写有《西学辩》,许氏则写有《佐辟》等著作。
排斥论者与传教士论争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坚持以传统儒学的纲常理论反对天主教理论,否认作为超验性实体的上帝的存在和上帝创世说。
例如针对利玛窦等传教士引证《诗经》、《易传》、《中庸》等儒家经典,牵强地论证上帝存在的理论,钟氏驳斥道:“吾儒所谓天者有三焉:一者望而苍苍之天,所谓昭昭之多及其无穷者是也;二者统御世间主善罚恶之天,即《诗》、《易》、《中庸》所称上帝是也,彼惟知此而已,此言天帝,但治世而非生世……三者本有灵明之性,无始无终,不生不灭,名之为天,此乃天地万物本原,名之为命。”
“苟能于一事一物中克见太极易理之全者,在天则为上帝,在鬼神则为灵明,在人则为圣人……倘天地未分之先,先有一最灵最圣者为天主,则便可有治无乱,有善无恶,又何俟后之神灵圣哲为之裁成辅相?而人亦更无与天地合德,先天而天弗违者矣。”
[79]此外,排击天主教的士大夫,还对天主教的灵魂不灭、魂有三品、天堂地狱和赎罪等学说概念,从儒学的立场逐一予以批判。
二、耶、释、老三氏论战
上述容纳与排斥天主教两派,虽然对西方传教士持截然相反的意见,但两派之间几乎没有发生什么面对面短兵相接的论辩,而传教士与佛、道之士之间的争论则有很大的不同,不仅论辩白热化,而且双方面面相斥,唾液相击,可以说是明代文化论争中最为激烈的场面之一。
耶稣会传教士与中国的佛、道之所以发生激烈的冲突,与其传教策略有着密切的关系。
万历十一年(1583年),利玛窦肩负着耶稣会的重托,踏上“文明鼎盛”
而又神秘莫测的中国国土。
在研究中国文献和语言的同时,他敏锐地发现儒学和士大夫阶层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地位,遂改变前一年进入中国时认同佛教的做法,改行穿儒服、行儒礼的所谓“合儒”
、“超儒”
,排斥释、老的传教路线。
此后利玛窦传教活动的顺利展开,说明这是一条成功的道路。
但这种做法,却将天主教摆在与释、道二教对立的位置,不可避免地要引发传教士与僧徒道众的宗教之争。
按照利玛窦的说法,这就是“所是所非,皆取凭于离合,尧、舜、周、孔皆以修身事上帝为教,则是之;佛教抗诬上帝,而欲加诸其上,则非之”
[86]。
最早的天主教与释、老间的大论战,爆发在双方代表人物集中的杭州和福州。
为了附会儒家,攻击佛教,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不惜编造神话,曲解历史。
例如利玛窦编造说:“考中国之史,当汉明帝时,尝闻其事(天主教),遣使西往求经,使者半途误值身毒之国,取其佛经,流传中国,迄今贵邦为所诳诱,不得其正道,大为学术之祸,岂不惨哉!”
[87]教徒们更是公开以排佛辟道为己任,声称:“缙绅亦好习其(佛、道)者,徒以生死之际,孔子未尝明言……虽欲骤折之,而无辞焉。
岂知教从天来,二氏不奉天,即非正教,妄自主教,即为亵天,此易折耳。
若夫(天主教)治世既不离君臣父子之经,而修性又详通生死幽明之理,得非至大至公正之道乎!”
[88]
面对传教士的攻击,佛、道二教人士发起反击。
当时一位著名的和尚袾宏(云栖),就曾先后写过《辨天四说》攻击天主教,天主教方面遂有托名利玛窦的《辨学遗牍》进行反驳。
据有关文献记载,有个叫张广湉的佛教徒反对天主教十分积极,他见到一位法号圆悟的和尚,写了篇攻击天主教的文章《辨天初说》在武林(杭州)到处张贴,却不见天主教徒有什么反应,便手持此文闯入教堂,要和传教士或教徒辩论。
传教士傅汎际接待他后,却拒绝当时辩论,只是答应易日再论。
三天后,张广湉再赴教堂,然而令他惊异的是,“司阍者拒之不复使入,乃曰:‘此僧(指圆悟)去岁曾来会中与辩不胜,发性而去,今又何必来辩?’”
事后圆悟气愤地写道:“夫余往天童不窬甬东者五载,其去岁不过武林,江南北人涂知矣,岂来会中与辩不胜,发性而去者乎?”
[89]辩白自己前一年根本就不在武林,怎么会有“与辩不胜,发性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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