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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时，英国人则称中国的瓷器为“中国货”
（aware）。
各国王室均把中国瓷器作为最有价值的财产，在葡萄牙甚至连王后和公主的手镯也是中国瓷器。
他们还将中国瓷器视为最珍贵的馈赠礼品。
达·伽马、阿尔曼达都曾用中国瓷器来博取葡萄牙国王的欢心。
1578年葡萄牙国王亨利赠送意大利国王的一箱礼物中，有四件描金的中国瓷器。
葡萄牙的国王、王后、贵族和航海家们还往往要求在中国瓷器上描绘自己的肖像、姓名等，以作为永久的纪念。
西班牙人甚至认为将瓷器安放在死者左手的手指附近陪葬，能唤起死者的灵魂，附着在死者的身体上。
他们在举行国王和王后的葬礼时，都要用最美丽的中国瓷器以及金首饰等陪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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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陶瓷外，明代中国长江流域一带出产的丝绸、茶叶及手工艺品等也大量运到欧洲，对欧洲文化的发展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郭造卿防闽山寇议》所载：“是两夷者（指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皆好中国绫罗杂缯。
其土不蚕，惟借中国之丝到彼，能织精好缎匹，服之以为华好。
是以中国湖丝百觔，价值百两者至彼得价二倍。”
17世纪初西班牙史学家德·摩加（Antonia）更是详细地开列了中国商人在马尼拉与西班牙商人进行贸易的货单：“……大束生丝，精粗具备；素色和彩色精美小卷散丝；大量天鹅绒，有些是本色的，有些绣有各种图案与彩色花款，有些色泽艳丽和嵌绣金线；织有金银丝的浮花锦缎；大量金银线；缎子、绫罗、平纹绸和各色衣料；亚麻布制品；不同品种的白棉布匹。
中国人还带来麝香、安息香、象牙；大量**装饰品、帐帷、被单、天鹅绒挂毯；各色织锦和丝毛混织品；台布、椅垫和地毯；用同类材料制成的嵌有玻璃珠和小珍珠的马饰；珍珠和红宝石：青玉和水晶；金属盘、铜壶、铜锅和铸铁锅……黑色和蓝色长袍；各种念珠、红玉髓，五光十色的宝石；胡椒和其他香料；还有种种稀见之物，如果都要提到，我将永远写不完，也没有这么多纸张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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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物的输入，大大丰富了欧洲人的生活。
特别是中国的丝绸，更成为法、德上流社会妇女争艳的装饰。
欧洲人也开始努力钻研丝绸的生产技术。
1537年后，意大利人佩蒙特在法国里昂开设作坊，已能生产具有强烈中国风格的丝绸。
欧洲汉学的兴起 日本学者石田千之助的《欧人之汉学研究》指出：“一五八〇年有罗明坚，一五八三年有利玛窦，各自来澳门，在中国印上了第一步足迹，两人的中国研究，实始于那时。
从来欧洲人于中国所记如前述，大多不过载录旅中见闻，以及事业成绩报告之类，至于研究中国，还是很隔膜的，略近具体研究，正是这个时期的事，而这便是以新来的传教师们作先锋的，耶稣会教士等来中国，于中国宗教史、学艺史上，有极重要的意义，早为人所周知。
又，这以欧西的中国知识的发展，划分空前的一个时期而论，必得认为最重要的事件。”
[32]利玛窦来到中国后，在传教的过程中，除向中国传播西方的科学知识，还从事汉学的研究。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他在北京认识了开封来的举人艾田。
艾田是犹太人，信奉犹太教。
利玛窦通过艾田以及后来派到中国的修士在开封的调查，考证出犹太教传入中国的史迹，同时提出了早期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年代问题。
利玛窦在北京定居期间，还向通过中亚陆路来到中国的贡使与商人进行调查，并广泛寻访来自世界各地的欧洲人、印度人、波斯人、土耳其—莫尔人、波斯—忽鲁谟斯人甚至是西班牙人、威尼斯人，从而证明契丹是中国的另一个名字，而不是自马可·波罗以来欧洲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中国之外的另一个国家。
这些研究成果，都记录在他每日所作的日记之中。
此外，利玛窦在他去世的前两年（1608—1610年），还奉罗马耶稣会总会之命，根据他入华后的日记，用意大利文写成了一部五卷本的回忆录。
后来，比利时传教士金尼阁将这部回忆录加以整理，转译成拉丁文，于1615年正式出版，取名为《天主教传入中国史》。
这是早期欧洲汉学的一部重要著作。
另据费赖之《入华耶稣会士列传·利玛窦传》的记载，利玛窦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还曾将中国的《四书》译成拉丁文，并加了注释，寄回意大利，“凡传教师之入中国者，皆应取此书译写而研究之”
。
利玛窦对欧洲汉学的兴起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因此被认为是欧洲汉学家的始祖。
[33]
为了适应欧洲人了解中国的需要，1585年，奥斯丁会士门多萨（JuanGonzaIezdeMendoza）在意大利罗马出版了西班牙文的《中华大帝国史》，这是欧洲系统地介绍中国历史和地理的最早的一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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